本片根据英国作家肯·福莱特最畅销的小说《针眼》改编。目前该小说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销售量达一千万册以上。并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评选的一百部最佳推理小说。《针眼》讲述的是二战诺曼底登陆前，德国代号“针”的间谍发觉了盟军准备攻打诺曼底的计划后，逃亡中发生的故事。本片情节非常的紧凑，心肠凶狠，手段毒辣、冷漠苛刻，没有感情的间谍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的温情的确令人动容。该片曾被有名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书评》一再褒扬，并变成该年度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

看了一部挺老派的间谍电影，男主最后的动作令人动容。 我只能说些浅俗的话了，因为好的故事一如好的音乐，任是怎样的喝彩都只显得浅薄而多余，—— 我于是知战争决然不是解恨的事，而往往反之。而手撕鬼子的神剧，何止多余。 不讳言自己对西方人的倾慕，至少战争一事，愿赌服输方君子。假如川岛芳子已经自认是满洲人，那么再叫她汉奸，就是不知趣的事。胜则胜之，何必辱之。又如一战中英国尚抵制巴赫，二战中径自广播贝多芬鼓舞士气了，而不以为忤。 但这都还是题外的话。

想起上个月看的另一部电影，据一部19世纪初的德国中篇改编。也是深夜，看后意颇不能自决，直到写下很多。 古希腊人不以沉思自省者为有内心世界，而以为深入公共事务、有分担有担当者，才鉴得出心魄。 那个中篇，以进步文学史家的金线，或都嫌太短：他没看到农民的力量，他反封建的革命性还不够彻底云云，—— 这种话，知者自知当笑话看。 令我不能决而必决的，是其中人物一种态度，或曰美德。若现代文学可以贬损的话，我以为那一种美德，是并不肯「代表」别人的美德。寡居在娘家意外致孕而为父母逐出家门的女儿，并不知道自己可以自然去代表被压迫的谁，去反抗她的父母，打碎她眼中父母代表的谁；他的父母不能接受女儿的怀孕，而重视名节，也并不表现得是王玉辉一般的腐儒，或是鲁四爷一般的虚伪冷酷。 更显明的讲，从众并不等于免责，而守则必期于慎独，就是对上帝负责。或者更显明的讲，罪并不就等于耻：罪人依然可以担责，自信清白者也依然可以上诉：其余相关人，并不能放弃对其以人待之的义务。换言之，并无权取消罪人之为人的平等。 而这些，也纯属他们之间的事。一如古典的戏剧，其中是非常明确的冲突，每个人都默认自己是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负全责：否则，还可以去死么。既然死的选择，也认为是自愿的（哈姆雷特）；那么犹生之时的其它选择，就不可以说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是可以豁免于全责的。 这是一种古典时代的磊落。 因为如果现代文学可以贬损的话，那么它与古典时代作品的区别，有如独白之与戏剧，有如大街之与法庭。戏剧是明确的冲突，是有限的世界，说出来的，都是听得到的；而听得到的，必定是有回复的：这是一整个掷地有声、彼此respond，而各有所终的。而独白，是独白者并不觉得自己有对他人，负有「公开可行的理解」的义务的，他甚至不相信有这可能。法庭是处理明确的一件事的，「相关性」是受到严格的检验的：不相干的，就绝没有必要讲，而徒增蛊惑、延搁，使人昏惘、软弱。而大街，却是无穷的嘴巴、面孔，此起彼伏而又无可定形的复调，大街上的公众也人人可以围观，可以点评的。法庭里人只对事件相关人负责，只回答对方的诘问，接受法官的裁断，—— 但大街上，呵呵。 我并非在讲孰优孰劣，因为这必然堕入另一个坑。 陈腐的语言，并非是表达的捷径，而只是观念的泥坑。因为捷径是既勤且快者才有份的，但陈腐的语言却属于懒鬼。并非讲孰优孰劣，而只是道出今夜发现。明天也可能觉得古典的作品明确激烈但是不容读者悠游，不容代入者藏身，转而想读现代的文学，—— 但并不取消今夜的见解。 这又是古典时代的一种美德。仍以那部电影中的故事为例：胜者并不必去追讨败者发动战争的权利：除非他的战争，已与别人的不同。胜者并不觉得欣赏敌人，与其自爱和爱国，是矛盾的事。分清什么，并不就意味着取舍。 取舍什么，也并不就意味着正邪。现代文学中常弥漫有一种无所不至其极的「反思」的气质，其实只是话痨，自我解构到荡无所归。自以为凡事追问到根本，其实只是任性。因为照古典时代人的理解，一件事，只有与之直接相关的人，方具备完全取舍与干涉的权利。一如议会只开放给有产者，因为有产者才有能力、有心对共同体负责。于是古典时代的「恶少年」，战时只特别与赘婿、商人被征发，却绝想不到可以去反战。 或者说，恶少年也是纳税人，其有反战的权利，一如反对政府乱花钱。但此诉是其质疑的权限，而非质疑的理由。至少在古典时代看，以战争带来牺牲惨厄为理由而反战，是十足可笑，而乳臭未干的。因为战争必有牺牲，明智者当以战争并不能解恨、反更新添为辞，或者避免愚蠢的战端，或者必不可免时，死伤既不可免，那么战后消毒，消除瘟疫，免得死者未及恤，存者犹脑残，—— 是其责任。

高中时见过一句话，「现代人会有他的空虚、孤独，但这种空虚感同古罗马人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这话今夜一感更分明。一如古人有悲剧，现代人只有怀才不遇。古人是认为他无处可去的，也不想去，命运对他是非我莫属，世界对他是一览无余：普罗米修斯就甘受着秃鹫的啄肉，西西弗斯永去推他的石头，苏格拉底从容饮他的鸩酒，哈姆雷特也 to be or not to be ； 但现代人却永远矫情的以为他「在别处」。

我自知是思大于行，远大于行的人。假使我投生在古典时代，恐怕活得会比今天还要边缘。我隔岸观影，甚赞古典人格的刚烈明决，行大于言，以行言事；但若我身在其中，恐怕只是个逍遥的懦夫，或者至多良心发现，但也止于纠结，绝做不到果断。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欣赏古典时代的英雄。罪人也可以拜耶稣的。

完。

201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