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爱情片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89
主演:周润发,张艾嘉,黄坤玄,吴孟达,王天林
导演:杜琪峰
更新:2024-03-11 12:56
简介:阿郎(周润发饰)年轻时作为出色的赛车手很是放荡不羁,却不妨..阿郎(周润发饰)年轻时作为出色的赛车手很是放荡不羁,却不妨碍富家女波波(张艾嘉饰)对其一往情深。波波不顾家人反对,同他结婚并怀下身孕后,发现阿郎背着她还有其它女人,于是愤然离去。波波临盆之际,阿郎参加非法赛车撞死警察入狱。波波被母亲和医生欺骗婴儿夭折,后去了美国生活。出狱后,阿郎为以前行为愧疚,从孤儿院找回儿子取名“波仔”(黄坤玄饰)。父子二人开始相依为命过日子。 十年后,已有未婚夫的波波回港又遇阿郎,得知波仔是自己的儿子后,想将其带去美国。内心仍深爱波波的阿郎为了证明自己已有彻底改变,决定不顾年纪和身体状况再战赛场。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的我们1979年的圣诞节前夕,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片子叫《克莱默夫妇》,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奥斯卡奖。十年之后,1989年,杜琪峰在香港导演了《阿郎的故事》,成为港片中的经典。我昨晚才看这部电影,流了三次泪,最后我想到的是《克莱默夫妇》中关于相似问题的处理,当然杜导可能也有模仿之的痕迹。二十几年前的香港,和中国的今天很类似,处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四处是建设。阿郎就像现在的一个中国民工,他年轻时当混混,泡上了富家小姐波波,生了孩子,结果阿郎死性不改,在波波产期和别的女人乱来,二人发生冲突,波波家人“打掉”孩子,她就只身去了美国。那是1978年的事,十年,阿郎带着孩子长大,而十年也是两部影片相差的时间,波波回来要孩子。这和《克莱默夫妇》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归谁?克莱默和他妻子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法律解决问题,虽然克莱默当时也面临再就业,但是他的积蓄拿出来,还是可以打一场官司。而阿郎的积蓄拿出来,只够为小孩买一条癞皮狗。在影片中,阿郎虽然也因为不识英文合同,提到要让他的“律师”看看,但是他那样的一个工地卡车司机,有什么律师来罩他呢?他换回孩子的逻辑,就是成名或有钱。为了这个,他最后把命搭在了赛车上。对克莱默而言,在圣诞节前夜一天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在阿郎身上不会发生,他所能做的就是投机,用命一搏。阿郎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出路,从奋斗到失败,人们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人们消费着那种悲情,“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正如听到姚洋教授所言,为了要三四千块而回家过年的“民工”,是不会去诉诸法律的。而我这个快三十的人,在中国还没有接触过法庭,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或许总是一个避而远之,尽量不去触及的东西。这好比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中国人去看病,他更愿意找一家私人医院或者诊所,而条件反射式的不去大医院。因为这在他看来,小诊所可以讨价还价,程序的成本低,而自我的主导性更大。这和菜场买菜,网上买打折衣服,看话剧买黄牛票等一样的道理。我们认为在有的“地方”是讨不到便宜的或者会吃亏的。我们的国家机器何时能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何时能不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说“人民”何时能真正的当家作主?或许时间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许二十几后,我们也会如香港人回望《阿郎的故事》那样显得有些陌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已经生活的如同克莱默夫妇?而相较两部影片,《阿郎的故事》以阿郎的悲剧为结尾,成全了波波和波仔的母子情深,这是一个有结果的片子。《克莱默夫妇》中的小男孩最后虽然归属于父亲,但是母亲并非就以“死亡”告终,母亲还有她的生活,故事还是可以继续。二者相比,前者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欢大结局,但是也带有时代的宿命论色彩。后者给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回答,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后这种轨迹也还有可能再交叉。在整个中国式的叙事中,阿郎还是争取波波的归来,希望一家团圆,他也用痴情和怀旧的方式来挽回家庭的悲剧诞生。而克莱默夫妇可以只用瞒着小孩打一场或两场官司就行了,这在他们的环境或者朋友圈里,诸如出庭作证、法律手续等都很正常。而阿郎则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儿子和母亲的亲昵、场景的恋情怀旧等来挽回,如插曲里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笑态多亲善”。这基本体现了两种不同社会情境和结构下人的选择,前者更加传统而亲情,后者更加现代而程序,虽然都饱含了人的情感在里面。只是,前者在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体系下,个人付出的成本要更加巨大。换而言之,前者是缺乏保障的,后者是有一个有“第三者”(法规)插足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家长”可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而在《阿郎的故事》里阿郎似乎就是一个孤儿,而波波也不听从母亲的劝解,最后母亲的插手,就是打掉孩子,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在阿郎的故事里,家长制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也说明了它的危险性。这或许也在于家长是会“亲亲互隐”的徇私舞弊,如此失去了客观和公平性。而在现代社会,家长制在信息化和个性解放中,慢慢变得脆弱,家长有时甚至主动把选择和决策的权力,交给了儿女。“你们商量着办吧!”而在法治尚且不健全的情况下,儿女的商量也只能如阿郎一样,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减少这种代价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制度建设的过程。在父母不灵、法治不全的时代,我们的生存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也是现代中国刺激的地方,我们痛并快乐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两百年前狄更斯的话,依然受用。《阿郎恋曲》里唱的“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我们匆匆然的一生,在这样的时代,经历着将一去不返的往事浮云,一面怀望着远处的湛蓝天空。“我能望着一片湖,比我们家乡的更秀丽,虽然比较生疏。”这是拜伦的感叹。2012-6-29,筑思于汉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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