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艾滋病像瘟疫一样蔓延，造成超过 4000 万人死亡。一群年轻勇敢的同性恋者，以坚定的信念和行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他们通过上街示威、攻击政府机关、渗透科研、参与临床实验，献出青春乃至生命，成功扭转社会的价值观念，找到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新一代艾滋病患者 患者免于被判处死刑的命运。这部电影几乎完全是根据当年的历史影像剪辑而成，是导演大卫法兰西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瘟疫生存指南》获得2012年哥谭奖最佳纪录片，并入围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单元。1. 　　去年，在诊所的实习做到一半时，我的案例里多了一位艾滋病患者A。A早早和妻子离异，数十年没见过他的孩子。在过去的10年内，兄弟3人和父亲也陆续因为各种癌症去世，同时他患有哮喘，背伤，腰伤，肥胖症，前年又查出了艾滋病，继而失业，心理状况为长期的抑郁症。作为一个菜鸟心理咨询师，他的一句话就能直接把我放到在地:“我凭什么会有积极乐观的心态？若你是我的话，你会如何？” 于是，我为此一直惴惴不安。幸而，他一直没问。4次之后他拿了抑郁症的药物就消失不见了踪影，我为他的消失暗暗担心，同时也终于松了口气。 　　 　　当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开始了工作，而我的病人又重新把旧问题抛给我，加倍沉重，打碎了我“拯救人类心灵” 天真的呆子梦。美国的研究生院教育，像一个技术先进的大工厂教给了我完备的技术以解答how的问题。但同时也因为政治正确和宗教敏感而避免了价值观的讨论，why的疑问迟迟得不到解答。那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的心失落又沉重，每一滴水反射出了整片的大海，每一个病人不仅把他们人生的问题抛给我，更是把体制和终极的人生问题抛给我。职业之路竟像一个死胡同一样无解，一时之间竟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 　　 　　2. 　　转眼，已是在费城第三季秋叶飘飘了。晚上，同院的朋友Jia的生日约看电影。二选一，我的心蓦地一动念，选了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how to survive a plague。 　　 　　在生与死尖锐对立的题材面前，白描是一把犀利的尖刀，刺向生命的本质。片子从1987年开始讲起，一群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为了争取联邦政府授权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和治疗进行的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包括街头游行示威，参与地下的药物引进，并且影响了92年的总统大选。纪录片真实的展现了人类为了生存而反抗与争取权利的张力和力量。令人寒毛直竖的几个赤裸裸的控诉镜头：艾滋病逝者的家人把部分逝者的骨灰丢进白宫以示抗议，弥漫在白宫草坪上空久久未散的几百号逝者的骨灰；92年总统选举当夜，Act-up的组织者之一，37岁同性恋出柜并患有艾滋病Bob Rafsky青筋暴起的咒骂老布什是刽子手。 　　 　　还有一个细节穿插在片子的好几处。bob的小女儿自87年，88年，89年每一年的生日，都为他的生日吹蜡烛。而一直到93年，画面中没了生日蛋糕，而是小姑娘坐在教堂里，穿着彩虹衫为送爹最后一程落泪的影像。Bob终于还是离世了。像所有艾滋病人生命的尽头一样，Bob变得无比消瘦，皮肤上也到处是累累伤疤。但生命的枯萎与他强劲的精神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撑到最后药品公开推行治疗的人，被采访时，想到曾一同作战却没熬到今日的战友，无不眼红哽咽，默默的说：”we are just lucky“，我们只是幸运。 　　 　　生命结局的区别，竟“只是幸运” 　　 　　3. 　　当光影渐暗字幕缓慢上升的时候，那位和我有过短暂4个小时交谈的病人的脸又再一次极其清晰的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位不幸的，胖且笨拙的中年男人，他还好吗？他的残疾证明通过了？后来有没有熟人继续鼓励他要乐观？而我也又再一次想起了那个他没问，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若是你呢？”       若是你呢？这句我憎恶逃避的问号，像那颗隔了18层厚棉被仍会硌人的豌豆一样，摩擦着我试图麻木以求简单解脱的心，也悄悄的讽刺了我作为一个幸运儿对于一个不幸者的一切同情和鼓励都具有的虚伪性。 　　 　　哦，若是我呢？ 　　 　　在瑟瑟的秋风中，我和Jia心情沉重，一时无言。我想了想，又她说了一遍：生日快乐。话落，发现这句话因着这电影变得意味深长：在死亡面前，生者怎能不乐？在不幸者面前，幸运儿何能不乐？ 　　 　　为了安慰彼此做一个生日夜的happy ending，我们在强迫往返于家门口的小路三四趟之后，终于讨论出了一个能说服彼此睡个好觉的结论：无论如何，幸与不幸双方仍有做选择的权利，做”勇者“或”怯者“：不幸儿仍然可以选择做勇者，去积极应对；或是怯者，则消极悲观；幸运儿也仍大可选择是做勇敢的自省者，打破自身舒适的牢笼；也当然可以选择继续装睡做一个无知者，蒙住眼以为天下尽是肉糜。而幸与不幸者，当双方都能朝着与自己情况相反的一边思考迈步时，它们之间的巨大鸿沟或许是消失的开始吧。 　　最后，向所有填这条沟的人致敬，向终其一生为填沟不懈努力的人致敬，幸与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