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当中的二三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对于中国，则是风云变化的几十年。在这当中，中国自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其中，中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走向了民国；新思潮开始传来，旧制度渐渐走向衰退。千疮百孔的中国也正向着更光明的明天前进着。　　在这二三十年的历史河流中，留下了许多亦正亦邪的人物，慈禧太后（吕中饰）、李鸿章（王冰饰）、袁世凯（孙淳饰）、孙中山（马少骅饰）等他们被记载在历史课本里，和中国的历史相挂钩。借由这部剧，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那个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前路虽然艰辛，但我们也正一步步向前迈进。“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嗣同
或许“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二句更为世人所熟悉，然而这版本是康有为改的。不错，改后全诗霸气外露，豪迈千云，符合就义之气节。然而原诗叙述口吻更为客观，是时代的缩影，是清末民初“大人物”们的缩影。而《走向共和》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明争暗战有血有肉的陈列出来，不失为历史普及的好材料。从而使人好好品味那些早已熟知却不甚了解的人物。
康有为：既然从谭嗣同的诗开始，那不妨先看看其师康有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坏他的坟墓，说他是 “古今第一大保皇派”。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呢？仔细了解发现，他当然配不上“古今”二字。然而说他是民国第一大保皇派，却是错不大多的。当年康有为联合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连摄政王载丰的积极性都不如他。张勋就更不用说了，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康有为戊戌后流亡海外搞“保皇派”，处处为难孙中山。每天叩拜光绪所赐的衣服，训梁启超忘恩负义。后代历史学家研究他和他的弟子很难，因为他总是隐瞒事实，鼓吹自派学说。但我幼时所知的康有为，是怀着进步思想的，是清朝改革派，是为变法鞠躬尽瘁的伟人。怎么会这样？四个字：其人迂腐。这种迂腐，杨度也有。用袁世凯的评价：康有为书生气过重，过于纸上谈兵，不办实业。说白了，康有为是一个满脑子被君宪理想占据的人，这是他人生的全部。只要有机会，就不会管任何局势，实力，缓急去大刀阔斧的实现理想，是个死脑筋。自觉有理在手，恃才傲物，听不进良言。因此，他的想法虽然是好的，却怎么也不能实现。这不得不说是专制主义的毒害，忠皇之心太过于根深蒂固，科举制度下的书生是改变不了的。
梁启超：那为什么梁启超就改了呢？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成，他就回国赞成共和，不搞君宪了呢？难道他不记得谭嗣同就义前要他坚持这理想了，抑或他的学生徐锡麟转投共和打动他了？不是。用李鸿章对他的评价：“卓如，你老师不如你睿见，你迟早该自立门户”。这说的意思是，梁启超会顺应时代潮流。康有为参加过3次科举，连末代状元张謇都说南海先生才是真大才。但监考司徐桐认得出康有为的卷子，总以其主张过于狂放为由，不让中举。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得光绪召见，这种知遇之恩从此为康有为悲剧的人生打下基调。但梁启超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康有为的君宪思想，未受科举毒害。以谋求万民幸福为任，对国体的立场并不坚定。他没有和清皇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犯历史错误，顺应潮流。袁世凯称帝时想找梁启超做君宪顾问，张勋复辟时想拉拢他，他断然拒绝，正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劝他自立门户确实为后世做了好事的。像后来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帮蔡锷离京等等。如果没有梁启超斡旋，还真不知胃口大的袁世凯会把民初的政治体系毁成什么样。
慈禧：慈禧自己说：“我这个人，最要面子”。这大概就是她整体的写照了。简单说来，就是要让自己过的舒舒坦坦，有头有脸。她要的手下，最看重忠心，其他次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奕匡贪财的程度在清朝恐怕仅次于和珅，可她就凭他忠心，让他坐到了军机首辅。而瞿鸿机清廉爱民，慈禧一听人家说他有自己的小揪揪，马上革职回籍。慈禧做事最爱争。恭亲王奕昕朝政上争不过她，最后直接出家了。后来李鸿章找奕昕说，这太后怎么就管她寿辰，不理北洋备战甲午了呢，我要不要争争？奕昕说，这个嫂子阿，我最了解了，千万别和她争，服从就是了。也就是说只要属下摆出一副万事都是为了服从和孝敬太后的样子，那具体这是个什么事，根本无所谓。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一句：太后之事无小事，哄得慈禧心花怒放。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不给北洋水师钱买炮弹，却拿这笔钱去修葺（仅仅是为了修葺就花六十万两银）颐和园。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她开始赞同变法还政光绪，后面又追杀戊戌六君子。还有她向来谨慎，但一看外国支持光绪不支持她就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导致辛丑之变了。另外开始恩宠岑春煊后又怕其为康党革职查办也是因为她性格上问题。用她在戊戌政变后说的话，我就是担心谁不让我过舒服日子，要是真这样，我决不放过他。一志金钗就几万两黄金的太后，恐怕是清朝第一人。但她又不全是负面的。以上这些历史错误，是因为她一些传统的女性思想作祟，过于保守和爱面子。然而她的政治觉悟却很高。她甲午之后不罢免李鸿章，后来力保袁世凯实施庚子新政，都是因为她明白谁是能帮助清朝延续统治的。在她当权的时代，她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训练了一班绝对服从的奴才，力保政策的执行力和国家的统一，对人的体察细致入微。如此，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了。总而言之，慈禧是并不比道光，咸丰们差多少，但她总也不开明，走不出个人观念狭小之限，以致于耽误了很多事。除了上面那些以外，还有就是没有为国家培育多少栋梁之才，把皇亲国戚宠坏了，间接覆灭了清朝。
光绪：通识历史教育中的戊戌变法容易培养学生片面同情光绪而憎恶慈禧。然而，一个人总是多面的，而历史的偶然总是脱离不了背后的必然。慈禧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此前提到，是因其自身性格观念所致。而光绪的失败，自然事出有因。除了无实权军权之说外，我觉得还有如下些原因。首先不妨看看，光绪帝载载湉是个什么样的人。咸丰皇帝死时没有儿子，慈禧把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过继过来做太子，是为光绪。奕譞体弱有病，代朝廷检阅北洋水师后吟诗一首，结果被慈禧怀疑不忠，说了两句吓死了，胆子就这么点大。这样看来，他儿子光绪不屈于慈禧的权威才怪。再者，光绪过于操切，变法一开始就裁撤六部，废军机大臣，让杨深秀刘光第这些六品以下完全没有权势和人脉的人直接处理奏折，必然引起官变。这么没头脑的决策只能说明光绪和康有为一样，只有热情抱负，不管实情局势，没有政治觉悟太天真。还有个小原因，就是翁同龢提前下野。由于奕昕突然病死，走之前说翁同龢不忠，导致慈禧下定决心将他革职。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都在外地，朝堂上无人与刚毅徐桐对抗。康有为是翁同龢介绍给光绪的，如果变法时他仍是军机大臣，变法时间或许不会这么短。另外，光绪被毒死也是因为他太天真的缘故，公开表现出一副和慈禧袁世凯耗时间的样子，于是非慈禧所能容了。
载丰：其实清朝的灭亡，载丰“功”不可没。光绪无后，慈禧便生了立溥仪为继之心。但溥仪太小，所以他便擢拔载丰为军机大臣让他先行历练。可是他做的事基本就是和袁世凯作对。这种只看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大局的举动只能用娇气来形容。结果知道慈禧死，载丰也没学出什么经世治国的本领。他将所有要职都给皇亲国戚担任，最后完全腐化了清廷。在兵权上又没斗过袁世凯，遇乱世没有变通的能力，只得被赶下台了。后来孙中山到访载丰，觉得他在清廷逊位的事上做出了贡献，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李鸿章：曾国藩给李鸿章的遗言是，凡事退三步。这是曾知道李鸿章不喜归隐，操心诸多。甲午战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平生最敬重李鸿章，不光点名要李来马关签约，后来还钻研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再后来，载泽端方的五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伊藤博文公开批评清朝没有给李鸿章发挥的余地。从伊藤的表现我们得以窥斑见豹知李鸿章是清末难得的有才干和头脑的人，且政治手腕也不输张之洞等人。然而他被迫背下了许多骂名，实属无奈。这才干方面，众所周知，创立轮船招商局，培养清末第一官商盛宣怀，修铁路办铁厂，创建当时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办洋务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当年张之洞的汉阳铁厂面临破产，是李鸿章用官督商办救的。所以张之洞虽然总想与李鸿章争，却又不得不服。李鸿章担任内阁总署（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时，手腕很硬，外国人对他又恨又怕，他的继任者奕匡连他的十分之一也不及。鄙人幼时见不平等条约的签字均有李鸿章在场，对他颇有偏见，现在想来，是不对的。慈禧每每派遣李去谈判，自是信任李的能力，而且李鸿章确实能争回一些利益。但每次都要去签不平等条约，任谁都不愿意，所以李鸿章这份为国分忧的心难能可贵。他在马关被日本乱民一枪击中脸部，近70岁仍不退缩并以此减少战争赔款，让人钦佩。所以，后来梁启超劝李鸿章不要去签辛丑条约，说以先生之才可以领导革命做民国总统，何必出此下下策遭后人唾骂。但他回应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他心底并不是不知清廷制度之腐，只是不想首鼠两端，打自己一巴掌。后来奕匡在辛丑条约上迟迟下不了笔，李鸿章说：“这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你路还长，让我这七旬老人来写吧。”在感人至深同时敲响了晚清缺少像李这样后继儒才的丧钟。
甲午中日战争，在我看来，必然是对清朝打击最大的一场。洋人在晚清的眼中一直是外来势力，所以吃败仗只是无奈，过一会儿便好了伤疤忘了痛。然而日本却是自古是中国的藩国，输了颜面何存。所以这一仗乃是敲山震虎，让中国人痛到骨子里，间接催生了后面的各种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倒要感谢日本这个催化剂了。《走向共和》中对于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从军心来看，北洋水师建立已久，官僚腐败，而提督丁汝昌软弱纵容。日本新式海军受天皇感召，满脑子民族主义，来势汹汹。从装备来看，日本吉野号战舰是新式的，航速比北洋最快的军舰还要快7节／每时。话说这吉野号本是李鸿章订购的，岂知慈禧怕修颐和园的钱不够，不愿拨款，日本趁机出高价买去。所以北洋战舰大而慢，日舰小而快。从决策上来看，李鸿章下令死守威海卫，而光绪认为战不能退，士气不可泄，冒然出击，直接导致战败。可笑的是，李鸿章竟然要承担全部责任，辞去直隶总督。另外，古书兵法上所讲一鼓作气的策略我认为是纸上谈兵的。装备，军力，地利，分兵，战点这些才是实的东西。孙子兵法也没说一腔热血蛮干能嬴的，关键要巧。
翁同龢与瞿鸿机：洋务派之外的清朝朝臣，除了徐桐刚毅这般未开化的顽固保守派之外，就是翁和瞿这样懂古典政务自恃清高的大臣了。徐桐和刚毅对洋人的那种视为怪物的观点最终也每让他们有善终。鼓动义和团的下场就是被洋人逼死。翁同龢与瞿鸿机有看点正是因为他们若放在别的朝代，则可视为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的典范，可惜在清末民初的大环境下，只能落得悲哀的下场。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心胸都很狭窄。翁同龢在钱财上为难李鸿章，打小报告这些做法在他自己眼里认为是对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品行端正，骨子眼里看不起办洋务的大臣。就像瞿鸿机与袁世凯作对，一开始不过是因为看不起袁世凯没有科举出身。他们可以办政务上的事，却生怕科举等与自己相关的制度被否定，只因担心自己的名誉有损。如此这般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上出于下风，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而且更为天真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乱世中虽不至于有大作为，但为官端正清廉，可明哲保身。然而慈禧却不看重这个。一旦挑拨，慈禧就罢免他们。归根到底他们在朝为官没有摸清统治者的脾气，这样再自恃清高反而容易招到统治者的厌恶的。“杨翠喜”案斗不过袁世凯正在于瞿鸿机自恃有理，去不知程序上有讲究，最终被人反咬。另外，瞿鸿机被其徒吴毓鼎参劾一案我倾向于是瞿自愿的。事实上，就算吴不参劾，瞿被慈禧架空事实已在，被罢迟早，瞿不如做个顺手人情，送其徒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上策。
荣禄：荣禄这个人一直是不喜出头但心里有个样子的。所以比起李鸿章，慈禧更喜欢他。当年翁同龢一状让荣禄去凉州待了20年，他一声不吭，足见其忍耐力之好。慈禧觉得亏待他，所以让他在甲午之后接了李鸿章的班。他知道自己才干不如李中堂，所以一切保持原样，上朝议事也不发言。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没有主见的。他自知光绪大动根基的变法不可行，任刚毅和康有为在朝堂上吵而一言不发，其后在颐和园一跪就是两天，以看太后脸色。后来他力保袁世凯，要求严惩刚毅许彤以平洋人之气，这些都看出他在关键问题上还是很有见的的。这种隐而不发的个性恐怕更为可怕。戊戌变政里，荣禄悄然用兵，秘密操作，才使得慈禧在政变中大获全胜。
袁世凯：事实上，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培育，荣禄让袁世凯在天津大练新兵，以及二人后来联合推举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等等，在历史大潮下，是没有错误的。一则袁世凯在办事上确实是有这个能力，二则晚清实在是缺乏一些又忠又厉害的人才。李和荣禄都知道袁世凯是一只饿虎，所以临死前对袁的劝诫都是不要生出谋逆之心。没想到后来果不出所料。这样一个枭雄，从其人生的经历来看，没有什么亏的。军机大臣，总统甚至皇帝，他都尝过。从被人追杀寄人篱下到叱诧风云呼风唤雨，袁世凯学会了谨慎和自保。只要能保住或上升自己的地位，他是不在乎政治立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上可以犯罪，但不可以犯错。” 这大概是他处事观的写照了。他能从团练升到军机首脑，因为他知道和谁在一起能被统治者青睐。他在戊戌变法中站对立场，也是出于他的政治嗅觉极高。他善于把握别人的关键人物的喜好和弱点从而笼络别人，譬如奕匡和李莲英。这使得他在慈禧晚期如鱼得水。同时，他心机极深，诡计颇多，例如“杨翠喜案”中他抹杀证据的手段以及强调西式的传讯方法让载丰无功而返。他心知慈禧死后，载丰必然发难，所以深植党羽，掌握实际兵权，却又在慈禧面前演一出移交兵权之戏。间接导致了后来载丰被罢黜倒台。我相信，任何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官员都不会愿意与这种人为敌的。瞿鸿机的下场就是明证。在“宋教仁案”后毒死内务总理赵秉钧体现了袁世凯心狠手辣的一面，间接导致了段祺瑞和他的离心离德。孙中山在法治的地区长大，政治手段是比不过在清廷的人治系统下打拼的袁世凯的。袁世凯钻《临时约法》的空子，让大总统的职权接近皇帝就是他手段更为狡猾的例子。袁世凯称帝一事是让他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受清廷政治系统的毒害。袁世凯看了半辈子皇上的尊贵，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华盛顿，功劳比皇上还大些。况且虽然他这个大总统权利无限，但做黄帝是他的心愿，使得他犯了政治错误。其次，杨度也责无旁贷，这个死脑筋火上添油了一把。再次，袁克定伪造的媒体体气氛也让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这个错误导致了袁世凯含恨而终。当然，袁世凯的出现对于历史的推动是有正面贡献的。除了最后的称帝，他确是审时度势之人。庚子新政中力陈变法，坚决废黜科举的措施都与他看清世界局势有关。而最后他虽位居首席大臣，却仍然不愚忠于清廷，也和他认为革命的大体趋势是不会熄灭的是分不开的。所以作为一个政客，他的精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但对于民主的贡献，他的价值观还是受限，这确实是他个人的悲哀吧。
北洋幕僚：
徐世昌：跟随袁世凯最久，对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徐世昌了。与袁世凯最交心的也是他。组建天津新军的阵容，在东三省为他安插势力，以及后来料理内阁事物，徐世昌都出了力。徐世昌知道袁世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所以他总是很会躲乖退隐。而袁世凯念在旧情，也从未把他怎么样。辛亥之后力荐袁世凯出山，反对袁世凯称帝，都能看出他识得大体，是能辅佐君王的好文臣。
段祺瑞：在这一干直系军阀中，赵秉钧忠心，但不得不为“宋教仁案”赔上性命；张勋愚昧；冯国璋喜欢躲在暗处；曹琨鲁莽；段祺瑞则狡猾。袁世凯民国以后重用的军人就是赵和段。赵死后，段任陆军总长，掌握了军队的总指挥权。在袁世凯手下，段祺瑞确是表现出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心甘情愿做打手。但实际却利用袁的信任，培植了自己的死士。等到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便可以站出来反对了。最后毫不客气的要挟袁世凯交出陆军权，活活气死了袁世凯。袁世凯认为段祺瑞最像他，但段祺瑞却背叛了他，这也是一种悲哀。但段祺瑞总算是袁世凯的实际继承人，在府院之争中黎元洪兵力不如段，最终落败。张勋不成气候，也必然被段祺瑞直接消灭了。
杨度：我不明白为何君宪派的人都容易变的书生气。康有为如是，杨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和孙中山说要公平竞争，大大方方的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最后直接导致了兴中会的壮大。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好胜心太强，所以一直不服孙中山的理论。最终成了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引子。他对政治上的交易操作，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但一听君宪，就一股脑干劲。我们姑且把这个叫做瘾吧。至于他后来又变换政治立场，大概也与他不服孙中山有关吧。真是世外奇人。
孙文：最后在看看孙中山。其实人们对他的了解很深入，他的伟大也无需赘述。孙文首先是一个执著的人。和君宪派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主张矢志不渝。这种思想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了还要二次革命。知道民主为止。但他早期直接陈书李鸿章，和康有为争论，却是没必要的。因为上面两人的政治观与孙文明显不同。除了很烈，孙文也很纯粹。他心中的理想大于他对于权力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这才使得他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加快了共和的进程。但他这种纯粹使得他政治主张有余，政治手段不足，被非革命党人窃取许多革命果实。他的刚烈，纯粹，以及不懈的努力，最后终于让民国不至于倒在摇篮里。这也算是天数使然吧。用毛主席的话就会是，孙文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