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红色歌剧代表”之誉的《洪湖赤卫队》，是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创作并演出的，描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根据地一支赤卫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与国民党保安团和土豪劣绅所进行的顽强斗争，生动塑造了共产党员韩英、刘闯等英雄形象，展现了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诚、坚贞不屈的可贵精神。

该剧作为湖北省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获得巨大成功，北京、武汉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其动人内容与优美旋律更加广为流传。

四下洪湖追寻

位于湖北江汉平原的洪湖地区，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被称为两湖人民的“革命摇篮”。早在1925年，洪湖沿岸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此后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影响下，更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暴，成立了以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领导当地的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用歌剧形式再现洪湖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经历了颇为漫长的积累、发展过程，相关创作人员曾四次深入实地，前后历时近10年之久。

第一次下洪湖是1951年8月。党中央为了表彰苏区人民为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组成访问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后来成为《洪湖赤卫队》主创人员的张敬安、杨会昭、欧阳谦叔、朱本和、梅少山、潘春阶等，随当时还是隶属湖北省文联的文工团，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湘鄂西分团的活动，专程来到洪湖地区。

他们除承担慰问演出任务外，还参与资料组工作，收集根据地人民斗争的英勇事迹，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演出，还要参加座谈、走访。他们深为洪湖老区人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而感动，萌生了讴歌洪湖光荣历史和人民革命传统的意愿。

就在这年冬季，主创人员又因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第二次来到洪湖地区。他们作为工作队员下到最基层，在田间地角、船头灶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诉苦会上一起流泪，喜庆分田时共同欢歌，更加深切地了解到洪湖劳苦大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坚定的斗争意志。


1956年第三次下洪湖，乃因文工团整编改建为以楚剧、汉剧为基础，发展湖北新歌剧的专业实验歌剧团，为了能够创作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歌剧作品，团领导委派朱本和、张敬安、潘春阶再次去熟悉的洪湖地区采风，进一步收集革命斗争史实、英雄人物事迹以及民间音乐、戏曲素材，拟写一个大型歌剧《洪湖渔歌》，实际完成为改造地主武装“白极会”的《洪湖赤卫军》，因主题、人物、故事情节等都不够成熟，便被搁置了下来。但在这次创作中产生的《洪湖水，浪打浪》和《放下三棒鼓，扛起红缨枪》的音乐构思，后来用在了《洪湖赤卫队》中。


1958年底，为贯彻文化部迎接国庆十周年发射艺术“卫星”部署， 湖北省文化局对歌剧团下达指示，要以沔阳灾年大丰收或湖北革命斗争史为题材创作节目，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歌剧团领导考虑到剧团人员曾多次深入洪湖采风，并参加过洪湖地区的土改，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决定创作反映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史的歌剧作品，于是有了第四次下洪湖。

由张敬安、杨会昭、欧阳谦叔等组成创作小组，历时三个月踏遍洪湖的河港湖汊，进行调查、访问、座谈等工作，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所经历的艰难曲折过程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收集了周逸群、贺龙等领导革命、武装工农、开创根据地，以及带领洪湖军民不折不挠坚持斗争等大量英雄事迹，为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披沙沥金造就

进入创作之初，面对几度深入洪湖所获取的广泛而丰富的素材，创作人员曾为如何入手而感困惑。后来，创作人员形成了明晰的意向，通过一支赤卫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与敌人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成长壮大，从而歌颂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后来更加明确了该剧的主题思想：党的领导是一切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时代背景的选择上，大家细加比较后一致认为以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更为恰切，具体为1930年。这不仅是革命历史主流所决定，也合乎当时洪湖地区的革命形势。

就在这一年，洪湖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新成立了红军第6军，与此前在湘鄂边所创革命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第4军会师，组建了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的红2军团，洪湖与湘鄂边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诞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

群众性工农武装亦于此时步入鼎盛阶段，包括由经过相当军事训练的青年农民编成的赤卫队，当时洪湖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县、区、乡均有赤卫队。他们除以梭标、大刀、长矛、鱼叉、鸟铳等为武器外，还自制了撇把枪、土手榴弹、土炮等，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甚至单独袭击国民党团防武装，拔除豪绅地主据点，开展河湖港汊游击战，取得显著战果，对发展和壮大正规红军，巩固和扩大湘鄂西苏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物的设置同样作了精心考量，创作人员深入分析生活素材，感到凡是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去进行革命实践的人物，都是为人民群众称颂的人物，而人民群众心目中最为崇敬或最为痛恨的人物，往往最具典型性，于是按照这样的体会对素材加以选择运用。主人公、乡党委书记韩英就主要以当年名盖洪湖的革命英雄“红五子”之一“刘瘤子”即刘绍南为原型，并融合了贺龙姐姐贺英的传说。

刘绍南是七县县委书记，由于红军外线作战，苏区防守薄弱，在反“围剿”中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先以高官相诱，继之又施严刑拷打，均不能动摇他的气节，最后慷慨就义，牺牲前提出三条要求：一、书写布告，不得称“共匪”，只准称“共产党”；二、要在洪湖“大游”一圈；三、对方头目敬三杯酒。敌人无奈只得答应，他还当场慷慨悲歌长达七十句的“壮烈词”，历述自己的革命理想、抱负，勉励同志们继续战斗，最后感抚老母不必哀伤，并嘱咐妻子把即将出生的孩子抚养长大继承父志，为革命奋斗到底，将就义变成一次共产党人的示威宣传。

这一大义凛然、豪气磅礴的“壮烈词”，后来衍化为韩英狱中告慰母亲、抒发壮志的唱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其中“砍头只当风吹帽”就直接从其中引用。贺英“刀尖上行走”的英雄事迹，一直为老赤卫队员以崇敬心情交口传颂，称其上马管军事，下马管政治，坐骑一白马，双手能打枪，百发又百中，敌人见了就逃命。

赤卫队大队长刘闯则由“红五子”中“闯麻子”发展而来，其原名贺闯，是威震四方的赤卫队长，原先腰上常挂着一把钉锤，手枪的弹簧、撞针出现故障时就以此猛砸，后来在战斗中竟以此打败一群白军，夺得对方排长一把盒子枪。其他人物张副官、韩母、秋菊、胡子爹等，也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作基础。


与之关联的故事情节也相应编织而成，以韩英、刘闯为首包括全体赤卫队员和洪湖地区广大群众，与湖霸彭霸天、国民党保安团及反动地主武装“白极会”之间的殊死对峙，构成全剧戏剧冲突主线。

同时伴随两条紧密联系的情节副线，即由于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斗争策略理解执行差异，以及因彭霸天诡计多端、叛徒出卖所致，引发的赤卫队内部冲突；敌我两个阵营内部分别安插出现的两个卧底：我地下党员、国民党保安团张副官与赤卫队叛徒王金标。三者勾连纽结、互为作用，增强了剧情的丰富性和曲折性，营造出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的戏剧结构，从而形成“撤退”“劫枪”“韩英被捕”“牢房斗争”“处决叛徒”“消灭白匪”等六场戏，既使故事情节在充满激烈的冲突中铺陈推进，又令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得以尽致展现。

尽管参与创作人员并非专职创作干部，但因有较长时间准备及积累，在共同拟出较为详尽的剧本提纲后，按各场中主要人物及事件和创作人员不同生活基础，釆取分头执笔方式，仅一周时间就拿出了初稿。团里又发动全团人员“找漏洞、补漏洞”，对剧本进行完善提高。省文化局领导审查后予以肯定，指派团长梅少山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剧本进行修改、调整和最终统稿，随后交付进行音乐创作。


担纲作曲的张敬安、欧阳谦叔，赋予全剧音乐以风格质朴、旋律曲折悠长、富于歌唱性的基调，具有极为浓郁的洪湖地方色彩和楚文化的深厚韵味。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主题音乐贯穿手法，从《洪湖水，浪打浪》与《赤卫队之歌》的旋律中，变化发展出悠长流丽而又明快有力的音乐主题，在全剧多次重复再现，不但有力刻划了韩英与赤卫队的音乐形象，而且起到了整合、统一全剧音乐的重要作用。

精诚合作添彩

全剧编排出来后，于1959年8月在武汉的江汉剧场试演，听取有关领导、专家和同行意见，随后按照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边演边改建议，下到故事发生地的洪湖演出，首场就在新堤镇礼堂，受到当地群众的强烈喜爱和高度赞扬，散场后《洪湖水，浪打浪》等曲调便不胫而走传唱开去。

此后在洪湖其它地方以及周边一带的演出都取得成功，进而扩大到全省范围，同样反响热烈。剧团采取“小修小补不间断，大动大改分阶段”的做法，对剧本、作曲及表演等不断加以完善，至当年11月晋京汇报演出时，戏剧性和音乐性、传奇性和抒情性、时代性和地方性等诸多方面均达到较好交融和糅合，赢得首都各方面的一致好评。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全国文化工作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央暨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北京各文艺单位的负责人，专场观看了演出，结束后热烈鼓掌交口称赞。主持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特意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热情洋溢地表示：“你们这个戏编得好，音乐和演唱也都很好，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戏演好。”


【1959年歌剧《洪湖赤卫队》进京演出，王玉珍在民族文化宫前留影】

1960年1月5日，正值该剧首演以来第100场，被安排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观看的中央首长反应十分热烈，李先念副总理高兴地表示祝贺：“这个戏编得好、音乐好、演员好，你们这一炮打响了！”陈毅元帅内行地评价道：“如果中国有 10 个《洪湖赤卫队》，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可以在国际上宣布：中国歌剧节可以开幕了！”贺龙元帅无比感慨地说：“你们演得太好了，把洪湖人民当时的斗争情景完全演出来了。我感谢你们，感谢洪湖人民！”

随后以国宴标准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剧组全体成员。此后，董必武副主席看过演出，专门题诗一首：“仿佛当年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诗史流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喜爱该剧，尤其是剧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评价其为“活了65岁，才找到了这么一首革命抒情歌曲”，曾亲自指挥并同剧组人员一起高声演唱。毛泽东主席到武汉听了剧中选段清唱后，亲切地与演员们交谈，说：“好听啊！我跟群众的反映一样啊！”


【《洪湖赤卫队》歌剧进京演出，剧组全体成员在天安门前留影】

随着该歌剧取得巨大成功，把其搬上银幕也被提到了议程之上。周扬在与全国宣传、文化“两会”代表一起观看演出的次日，就专门找到北影厂长汪洋，提出“这个歌剧很好，可以把它拍成电影。”谢添、陈方千亦随之主动请战，说看了该剧之后觉得很好，希望由他们来导演这部影片，并说他们和剧团联系过，剧团方面也同意。

厂领导研究后予以认可，并将谢添、陈方千作为导演首选，后经请示当时北影所属的北京市委文化部，分管领导陈克寒等也都同意，就确定了下来。

汪洋亲自率谢添、陈方千等先后两度与剧团、湖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就电影改编、拍摄方针、要求以及时间、经费等，作了详尽沟通，确定由北影和武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武影派出导演徐枫及相关人员协作。因是歌剧改编成电影剧本，不仅编剧参与，作曲也要参与进来，后由梅少山、张敬安与陈方千共同执笔完成。

同时明确电影不可能把舞台上的戏全部记录下来，主要的情节不变，但有些过场可能要删去，要割爱。有些舞台上不能表现的，在电影上还要把它增添上去。湖北省委希望能把这部影片拍成彩色影片，北影亦认为歌剧电影拍彩色好，征得北京市委文化部同意，落实了片源，并将刚拍完《革命家庭》的著名摄影师钱江调来，以加强摄影力量。


演员问题经反复磋商，双方达成共识，以舞台原班人马为主，按电影要求加以调整。汪洋曾认为饰演韩英的王玉珍唱得好，演得也很好，就是脸型差些，可能上银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提出让王玉珍唱，找因成功饰演《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而正走红的谢芳来演。

北影艺术副厂长田方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王玉珍的气质好，谢芳演这个角色不太合适。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也主张最好不要换人，因为王玉珍当初凭扎实的唱功与丰富的表演经验，成为四个主角竞演者中的佼佼者，一直在演这个戏，观众反映很好，脸型问题希望北影在化妆、摄影上想想办法。谢添同样希望仍由王玉珍来演，理由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儿”，并保证“演出效果绝对没有问题”。汪洋遂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后在编导、摄影、作曲、化妆等各方面配合下，王玉珍以优美的歌喉、充满激情的表演，把银幕上韩英的形象创造得更加富于光彩。


在改编及拍摄过程中，为让歌剧以唱为主的抒情叙述与电影真实的视听形象特性相适应，编导作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尽最大努力将电影手段与歌唱艺术有机结合，促使舞台时空中的歌剧表演顺利转移为真实的富于变化的电影时空，而又不失歌剧的神韵。

影片沿用了原舞台剧的基本构思，保留全部精彩唱段，却又不囿于舞台表演形式，采取拍摄故事片的方法，让演员置身于自然山水等真实的背景中，进行生活化的表演，以取得更为真实感人的银幕效果。片中的外景几乎全部实地拍摄，为此摄制组曾集中开赴洪湖，整整辗转奋战一个月，在湖北有关方面暨当地干群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原来限于舞台空间只能幕后处理的动员群众、敌我交战以及反动势力烧杀掠抢等场面，都正面直观地呈现于银幕，更为突出地展示了当年尖锐激烈、波澜壮阔的斗争情景。

同时充分运用电影视听表现手段及镜头转换组接灵活特长，用于气氛渲染和情感揭示，使歌剧以歌唱直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特点得到极大发挥。如对韩英被捕入狱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著名唱段的表现，就将铁窗内遍体鳞伤的韩英与秋风萧瑟、月色朦胧的芦苇荡和赤卫队员焦虑牵挂的镜头，巧妙地组接在一起，韩英的领唱和赤卫队队员们的合唱、伴唱遥相呼应，不仅表现了韩英与战友们虽然被湖水和高墙所隔阻，身各一方却心心相印，同时又以空镜头的景物气氛、渲染与歌曲内容、旋律相陪衬，大大加强了歌曲本身的艺术感染力。

经过编、导、演、摄等精心设计和协力合作，影片做到了环境和人物风格统一，唱、白、动作自然协调，从而在银幕上创造了优美音乐唱腔与自然形态景色及表演和谐融汇的崭新表现形式。


影片摄制完成，北京市委、湖北省委、文化部暨电影局等审看均感满意，于1961年春节在全国公映，犹如为歌剧《洪湖赤卫队》插上翅膀，将它的英雄故事和优美音乐传遍四面八方，其影响广及海内外，曾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文革”中因贺龙受到迫害，株连该片禁锢长达10年， 直至1977年初被列为第一批老片复映，在社会上产生极大轰动效应，许多地方出现24小时连映盛况，一时间到处传唱“洪湖水，浪打浪”。1993年原剧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登上荣誉巅峰。
暂时没有网友评论该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