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 1960 年代初期的印度尼西亚。盖伊（梅尔·吉布森饰）是电视台派出采访调查的记者。当时雅加达政府刚刚成立，国内形势一片混乱，让盖伊的采访毫无头绪。一次偶然的机会，盖伊遇到了一位名叫比利（琳达·亨特饰）的记者。李虽然个子不高，但人脉很好。在比利的帮助下，盖伊开始逐渐接触到隐藏在这个政府中的一些秘密。在雅加达，盖伊还遇到了美丽勇敢的独立女性吉尔（西格妮·韦弗饰），两人之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雅加达局势持续恶化，比利和盖伊之间的友谊也因各种矛盾而破裂。 战地记者，在任何一位新闻从业者看来这都是最有挑战性也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在卡帕等战地记录先行者的引导下，战地记者成为了20世纪历史拼图中不可缺少的一块，可是以这些人为主题的电影却屈指可数，我只能想到罗兰·约菲的《杀戮战场》，奥利弗·斯通的《萨尔瓦多》等寥寥几部，这其中最优秀的当属彼得·威尔1982年的作品《危险年代》，它在保留原著小说紧张情节、生动人物刻画的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主义消逝年代的宏伟历史画卷。
 作为威尔澳大利亚时期的最后代表作，《危险年代》延续了他对类型片模式的探索。威尔并没有将影片拍成一部脱离历史的戏剧，而是超越了类型的限制，在其独特的神秘主义和视觉诗意中呈现出一部极具自我反观性，充满情感张力的电影。作为一部以战地记者为主角的作品，澳洲记者盖伊·哈密尔顿（由年轻的梅尔·吉布森扮演）与琳达·亨特扮演的比利·关之间的东西合作让人能马上联想到《战火屠城》，而盖伊与吉尔（西格尼·韦弗饰）之间的战地浪漫曲则让人想到了好莱坞经典之作《卡萨布兰卡》，盖伊最后机场逃生与所经历的外交战争则让人想到了去年的电影《逃离德黑兰》。可以说威尔的作品总能极大程度上调和各种类型片模式，在好莱坞商业元素中包容个人风格，将欧洲作者的作者风格和美国电影作者对类型的修正融合起来。
 《危险年代》的影片开头就明确交待出影片主题，也看出威尔对民俗神秘主义的迷恋。木偶皮影戏（哇扬戏）这种从印度尼西亚神话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寓言性戏剧形式在影片第一个镜头中出现，它给了观众极强的视觉暗示。哇扬戏是由躲在幕后的操纵者运用皮影玩偶结合光影效果，出现动态影子的戏剧。伴随着安魂曲般的配乐，某种恐怖的氛围袭来。果然接下来的故事为我们展现的主人公们，他们都成为了印尼正在发生的这场政治大戏的皮影。
 影片是以比利的叙述开始的，比利是《危险年代》中最具深度与复杂性的角色，他是西方“记者”与东方穷人之间的联系人，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混血背景和矮小身材让他看起来像完全脱离社会的另类。比利在与盖伊的交往中也体现了威尔电影的一贯特点：不同的价值观与命运在左右着人物，他们的个性与经历始终无法调解。比利将盖伊视为最好的搭档（“死对头”）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分歧也让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不信任，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也因此完全不同。在印马冲突之后千疮百孔的印尼社会，盖伊想要的不过是刺激事件的独家报道，而比利则想要用更加人性化的东西来记录社会。文字与摄影之间似乎也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差异。比利说“我不关心照片的内容，我关心的是它背后的故事”。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利，他想要“操纵”盖伊，让他改变。在盖伊刚到雅加达的那场夜景戏中，比利、盖伊走在雅加达街头，当地贫困的乞丐围绕在他们周围，黑夜中的两人都像是微弱灯光投下后留下的渺小黑影，他们其实都是被操纵的人。比利帮助初来乍到，毫无人际关系的盖伊采访到了印共首领，轰动了新闻界，同时他还帮助盖伊认识了吉尔，让他们发展出一段恋爱关系，有趣的是，比利告诉盖伊他曾经向吉尔求婚失败，可是现在他仍然操纵着吉尔的生活，他选择了盖伊，让他代替自己来完成这一段无法实现的爱情。吉尔的西方形象：美丽、高大，而比利则矮小、丑陋。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被威尔用一种浪漫化的现实呈现出来。在比利向盖伊展示哇扬戏皮影时，他选择了三个极具象征性的角色：英勇的王子阿朱那、公主斯丽坎蒂以及侏儒侍从塞玛。比利用哇扬戏来为自己的操纵关系说明，威尔怕暗示还不够明显，在接下来的镜头中，盖伊拿着皮偶走到了吉尔的照片前，并拿起了照片，此时的象征更加具象，拿着皮影和照片的盖伊，他既是被比利操纵的人，也是操纵吉尔的人，光线投下他的影子又暗示着这个以报道新闻来影响他人的新闻记者却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比利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点是他还养活着一位妓女和一个孤儿。比利矮小的身材和大胆的行为让他以一个智者超脱尘世的观点来看待生命，但威尔最后还是给了他最悲惨的结局。孤儿的死亡让比利知道了自己也不过是被操纵的角色，当他试图要挣脱这种束缚时，悲剧就发生了（威尔之后的《楚门的世界》可以看做是这一主题的延续）。
 影片中的主要操纵者并不是比利，而是苏加诺，这位不道德的统治者。苏加诺妄想自己是能操纵左派共产党和右派军方之间的政治强人，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却牺牲了民众。与此同时，盖伊从吉尔那里得到了一个关于印共从上海秘密运送武器的情报，盖伊不顾比利的警告坚持将新闻报道出去，比利发现自己对政治英雄和个人朋友都产生了错误认识，他最后铤而走险，在苏加诺要经过的酒店窗口挂出“苏加诺，请喂饱你的人民”的横幅，可是在苏加诺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他就已近先被秘密警察推下了窗口。在比利家中，他建立的秘密档案中保留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资料和照片。可是照片都是经过剪辑的，只保留了人物，去掉了背景，像极了一个个皮偶。比利的悲剧正是威尔想要表现的理想主义的失败。比利、苏加诺、盖伊，他们都活在以为能控制自己生活的幻梦里，可是这个危险年代却给了他们教训。
 影片中唯一的重要女性角色（另一个女性角色是盖伊遇到的那个共产党人）是吉尔，她有着特殊的身份：英国大使的助理，实际上就是间谍。吉尔在影片中除了分担浪漫爱情的戏份外，政治性的情节极少（按理说她是最具有政治色彩的角色）。在政变来临的日子里，她只想着多久能离开或者是否投入到一场新的恋情中去，威尔用吉尔来承担浪漫主义叙事，在比利死后她就在叙事中消失了，但她又是最清醒的那个人。她告诉盖伊共产党密谋政变的消息是想让他和自己一块离开，她知道消息一旦曝光，盖伊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不得不离开，她也比盖伊更了解比利，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她无法占据叙事中心的事实。再看盖伊，他是影片的主人公，始终以新闻记者的客观视角介入事件。当比利让他在新闻中加入更多情感时，他写出了龙目岛饥荒的报道（吉尔在谈到这篇报道时说她朋友感动地流泪了，盖伊反问怎么才能让她流泪，可见吉尔的理性主义），而在新闻与爱情（友情）的选择中，他仍然选择了前者。在政变之后，他不顾生命安危来到总统府进行报道，结果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在知道自己的助手库玛是共产党人，自己的生命随时面临着危险时，他还是选择了报道运输武器的新闻。盖伊是一个优秀的新闻人，他勇敢、无谓，但他又代表着西方世界的刻板形象。他多次使用金钱、香烟等经济工具来拉拢人心，面对库玛的政治性责问哑口无言，最后为了爱情的离开更是让他离英雄形象渐行渐远。东西方二元论仍然深植于那些西方记者的脑海中（影片中一位西方记者爱好玩弄印尼妓女，一位记者与酒吧酒保之间有同性暧昧关系），虽然《卡萨布兰卡》式的好莱坞结局对一部以表现政治真实性为诉求的电影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但威尔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次多样化叙事的成功尝试。
 正如库玛最后对盖伊说的话“当你以后在欧洲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时不要忘记你在这里路边餐馆度过的时光”，作为西方记者，盖伊最后只能离开，《危险年代》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类型故事；另一方面比利的话“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感到舒适”让《危险年代》又变为了一个关于理想主义失败的寓言。在哇扬戏的寓言与象征中，威尔超越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我们看到了比利、盖伊、吉尔、库玛和苏加诺，在这个理想消逝的年代里，他们满怀激情，最后却遍体鳞伤，他们书写了历史，最后却被历史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