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根据2007年出版的韩国同名畅销历史小说改编拍摄，以1636年仁祖14年的丙子胡乱为背景，讲述了被后金（清）军队逼至南汉山城进退维谷的朝鲜王室在紧迫的47日之内发生的故事。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关键是“大势已去”？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还敲鼓进军。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