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彼得·克罗伊德小说《丹·雷诺和莱姆豪斯的杀人魔》。讲述1880年伦敦的莱姆豪斯区发生谋杀案，人们认为这是古老生物石巨人所为，但真相另有隐情。1880年代伦敦的莱姆豪斯（Limehouse）地区，黑暗脏乱、浓雾弥漫，扒手、流氓、罪犯寄居于此，在这里发生了一连串骇人的谋杀，受害者皆死状凄惨。凶手因其残暴的手法被称为Golem（戈伦）：一种犹太传说中的怪物。一时之间伦敦市民人人自危，关于凶手的流言也不胫而走。另一方面，音乐剧演员丽兹（Lizzie）因被控毒杀亲夫而遭逮捕，整个案件谜团重重，受命调查Golem身分的警探，却渐渐发现两起案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乍看之下，《莱姆豪斯杀人魔》（The Limehouse Golem）是另一部取材自开膛手杰克的类型电影，但在悬疑氛围的表面下，所潜藏的却是女性主义的暗流。丽兹来自暗无天日的社会底层，因受喜剧演员丹利诺（Dan Leno）的影响展开舞台生涯。随着警探的介入，丽兹与丈夫的过往渐渐被揭开：丽兹的丈夫是位失意的剧作家，第一次见到丽兹时就对她的处境起了同情，进而不由自主地关心她。这种情感是上对下的，相当古老的damsel in distress（陷入困境的少女）传统。然而丽兹等待的并非拯救，而是功成名就的机会。她将希望寄托于丈夫的剧作〈悲惨交点〉，以为能藉由扮演女主角为自己赢得荣耀。然而〈悲惨交点〉在首映之日便彻底失败，之后丈夫更强迫她中断演员生涯，种种压迫让丽兹活在悲惨之中。警探渐渐对丽兹起了同情，同时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她洗刷冤屈，然而这种同情何其虚假。剧中警探与丽兹丈夫的名字都叫John，似乎正暗示了两个男性角色的共通点：试图扮演拯救者。电影利用警探的视角达到叙述性诡计，从头到尾，一切推理都是为了营救丽兹而展开，但丽兹并非他们所想象的受害者。她对于自己的欲望一直握有相当程度的主控权。在〈悲惨交点〉中，她扮演压迫女主角的男性，丹利诺扮演的却是被压迫的女性，性别的对倒不只是剧场风尚，更暗示了操控与被操控的复杂关系，当警探一开始以男性形象假想犯人时，就注定被这种理所当然的迷思狠狠嘲讽。这是一个必须从结局说起的故事，因为唯有走到最后的终局，角色真正的样貌才能呈现在观众眼前。惊人真相并非事件的终结，反而是角色塑造的真正起点。就这点而言，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人物并非全然虚构，Golem案件的四个嫌疑犯中，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皆是赫赫有名的真实人物，丹利诺也是19世纪末真实存在的喜剧演员。虚实参半的人物设定，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也呼应了嫌疑犯的暧昧处境，而一再与嫌疑犯合而为一的凶手影像，更让「凶手」的意义延展，衍生出更多层次的可能。为什么是Golem呢？这个犹太传说中的人形造物，由泥土或石头组成，必须由人赋予生命，当人们在它的前额贴上「emet」（希伯来文中「真实」之意）时，它便活过来，而当「emet」被改成「met」（死亡）时，它便失去生命。Golem并不拥有自己的意志，因此也无关邪恶或良善。剧中凶手在命案现场留下一段文字：「旁观血腥者比施暴者更嗜血。（He who observes spills no less blood than he who inflicts the blow.）」从19世纪末一直到现在，大众对于诸如开膛手杰克等犯罪者一直有种毫不掩饰的好奇，《莱姆豪斯杀人魔》反过来指控／揶揄了这种好奇——Golem的罪恶并非单单出于凶手之手，推波助澜的大众人人都参与其中。大众对于谋杀案的关注使得凶手一再犯案，正如无生命的Golem被人的意志注入生命。Golem操控着大众，大众更操控着Golem。但这就回到如何获得名声与荣耀的问题了——为了永垂不朽，一个人必须做到什么地步？丽兹对丹利诺说：「有些人的名字被刻在石头上，有些人的被刻在冰上。」她希望自己的演员生涯有真正的代表作，而非注定被遗忘的插科打诨。丹利诺告诉她：「如果你想让名字被刻在石头上，你可以自己拿起凿子。」丽兹的确自己拿起了凿子——或说刀子——但拿起刀子就能刻入石头吗？得知一切真相的警探选择掩盖事实，这对丽兹而言无疑成了最大的嘲讽。最后丹利诺将丽兹的故事改编成新剧，首映当日，扮演丽兹的女演员因舞台装置失灵，演到绞刑片段时，竟真的被吊死在台上。底下观众一片哗然，丹利诺立刻冲到台前接替了女演员——彷佛一则再明显不过的隐喻，丽兹死了，就得有人代替她活下去——无论这个活下去的丽兹是否是他人再现的想象。最后（想象中的）丽兹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欢呼，但这欢呼所为何来？是旁人不断替她塑造的受害者形象，或者她为自己一刀一刀划下的罪行？她的确让自己重新活在舞台上了，但这形象何其空心。虽然看到这一幕还是有点替她开心的，但这种开心也何其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