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9日，伦敦 约翰·伊根少校个人的战争开始于伦敦一家酒店的早餐时刻。他离开索普-阿伯茨（Thorpe Abbotts），正在休他为期两天的假期。索普-阿伯茨这座美军轰炸机基地位于伦敦北面约9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处，距离诺福克村咫尺之遥，索普-阿伯茨这个名字源自于此。而它的正式名称是第139基地，基地内有3500名飞行员和辅助人员。这座基地修建在一位贵族的领地上，机组人员投入战斗时会飞过鲁珀特·曼爵士的佃农们辛勤耕型过的田地，那些佃农住在附近摇摇欲坠、靠平炉取暖的石屋中。

索普-阿伯茨位于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古老的农场、蜿蜒的河流、低矮平坦的沼泽，自古以来便是一片闹鬼的地带。它从剑桥顶端向北延伸至诺维奇（Norwich）这座教堂城，向东直达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这个排满污水的北海工业港。英格兰的这片低洼地，其排水渠、木制风车和袤的沼泽不禁让人想起一衣带水的荷兰。

约翰·伊根是一个B-17“空中堡垒”中队的中队长。当时，B-17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杀人武器之一。作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伊根的职业就是摧毁。与大多数轰炸机机组人员一样，他毫无良心不安地从事着这份工作，相信自己正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战。他同样是为了不被杀而杀人。 伊根已在最危险的空中战区执行了5个月的作战飞行任务，这片战场被他们称作“大联盟”。这是他在作战期间的第一次休假——尽管几乎感觉不到放松。当晚，德国空军飞抵城市上空，引发了他那座酒店四周的警报。这是他首次遭遇空袭，伊根发现，在刺耳的警报和剧烈的震动中根本无法入睡。

伊根隶属于第八航空队，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一个月内，这个轰炸机司令部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陆军航空队基地组建，以便为美国提供对纳粹德国本土的打击力量。经历了希望渺茫的开端后，这支部队迅速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力量之一。伊根于1943年春季抵达英国，此刻，第八航空队的首批人员和飞机进驻英国皇家空军（RAF）移交给他们的机场已有一年，而RAF的轰炸机自1940年来，一直在轰炸德国的城市。每个编了号的轰炸机大队（伊所在的是第100大队）由四个中队组成，每个中队拥有8-12架被称作“大家伙”的四引擎轰炸机，他们占据着各自的机场，不是在东英吉利亚就是在伦敦正北面、贝德福德镇附近的米德兰兹（Midlands）。

第100轰炸机大队投入战斗时，通常伴随着从附近基地起飞的另外两个轰炸机大队（第390和第95大队），这三个大队构成了第13作战联队。一个作战联队只是数百架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所组成的编队中的一小部分，当地农民在拂晓时涌出自己的小屋，观看美国人出发“去打德国佬”时，那些飞机便震颤着他们脚下的地面。

约翰·伊根相信战略轰炸，但他不相信埃克的看法。艾拉·C.埃克派他的轰炸机群深入德国，而没有派战斗机护航，因为当时那些单引擎战斗机没有足够的航程陪伴重型轰炸机一路赶往遥远的目标后再安然返回，而此刻，伊根早已投入这场空中战争。1943年夏季，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约翰·伊根失去了许多朋友。

伊根少校所在的轰炸机大队于1943年5月抵达英国，该大队中的飞行员，只有14%的人能完成他们的25次作战任务。到战争结束前，第八航空队将遭受更为致命的伤亡——26000人阵亡，这数字超过了整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阵亡人数。在D日发起前便已执行轰炸德国任务的美军飞行员中，77%的人最终被列入伤亡名单中。

作为第100轰炸机大队第418中队的中队长，约翰·伊根带着他的部下执行过各种艰巨的任务。在他那些伙计身处险境时，他希望和他们共同面对。“执行这种飞行任务的人简直是在发疯。”伊根对索尔·莱维特中士这样说道。莱维特是他中队里的一名报务员，后来在基地的一场事故中负伤，被调至军方的《扬基》杂志社工作。“然后，”莱维特说，“他继续发疯，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从未飞过那种毫无危险性的任务……”

每当他那些“大小伙子”（伊根这样称呼他们）跟随起火的飞机一同坠毁时，他便写信给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那不是供存档的信件，”莱维特回忆道，“在少校看来，这些信件应该用手写，以表达一种个人情感，另外，这些信件也没有副本。他对此从未说过任何内容。这些信件是他与相关家庭之间的事情。”

伊根少校个子不高，骨瘦如柴，勉勉强强140磅，一头浓密的黑发向后梳去，黑色的眼睛，留着小胡子。他的标志性特征是一件白色羊毛衬里的飞行夹克和他惯用的语气，那是从作家戴蒙·鲁尼恩处借鉴来的一种睿智的风格。27岁的伊根是队里的“老家伙”之一，但“我能喝倒你们这帮小家伙中的任何一个”，他会这样逗弄中队里新来的成员。晚上，如果不需要制订第二天的飞行计划，他便跳上一辆吉普车，赶往自己的“领地”，跟一帮爱尔兰工人聚在酒吧里，放声高歌，直到喝得滴酒不剩或是被疲惫的酒吧老板把他们赶出去为止。

伊根高歌痛饮时，他最好的朋友通常已上床安睡。盖尔·W.克莱文少校的快乐很简单。他喜欢冰激凌、甜瓜和英国战争电影；他忠于老家一个名叫玛吉的姑娘。他在飞行任务中活了下来，而且，他和伊根都是“飞行员的守护者”之一。克莱文的儿时伙伴称他为“克里夫”，但伊根，他这位形影不离的伙伴，自打他们在美国一同参加飞行训练起，便把他的名字改为“巴克”，因为他看上去像是伊根在威斯康辛州马尼托瓦克认识的一个名叫巴克的家伙。这个名字就这样叫开了。“我从未喜欢过这个名字，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巴克。”六十年后，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和行星际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克莱文这样说道。

瘦削、略有些驼背的盖尔·克莱文在怀俄明州卡斯珀北部的贫油区长，后来，作为一名钻井队的钻工，他设法通过了怀俄明大学的学业。军官帽歪向头侧，嘴里叼着根牙签，克莱文看上去像个硬汉，但“他的心胸大得像德克萨斯州，而且，全心全意为他的部下们着想”，他手下的一名飞行员这样描述他。他的日子过得大手大脚，而且，他也是基地里最会讲故事的人。

克莱文这位24岁的中队长，空袭雷根斯堡的故事被《星期六晚邮报》刊登报道后，在大后方成了英雄，撰写这篇报道的是小贝尔尼·莱中校，后来他与赛·巴特莱特合著了《晴空血战史》，这是欧洲空战中诞生的最好的小说和电影。

1943年8月17日空袭雷根斯堡一施韦因富特的任务，是截至那时美国规模最天、最具灾难性的空中行动，损失了60架轰炸机和近600人。这是一次“双管齐下”的行动，打击目标是雷根斯堡的飞机制造厂和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保护这两座工厂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体系之一。当天，作为观察员的贝尔尼·莱，搭乘第100轰炸机大队一架名叫“皮卡迪利大街的莉莉”的B-17，在战火和混乱中，他看见克莱文位于脆弱的下方中队——也就是所谓的“棺材角”，是轰炸机群中最靠后、位置最低的一组——“经历了他最辉煌的时刻”。

克莱文的飞机被敌战斗机撕碎，他的副驾驶惊慌失措，准备跳伞。“面对机体损坏、部分失去控制、起火和组员重伤，再加上新赶到的敌机继续发起攻击，（克莱文）弃机是合理的，”莱这样写道，但他命令自己的副驾驶待在原地，“他的话通过内部对讲装置传递出去，对机组人员起到了神奇的效果。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这架B-17继续飞行。”

贝尔尼·莱推荐克莱文获得“荣誉勋章”。“我没有得到，我配不上它。”克莱文说道。他获得了“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但一直没去伦敦领取。“勋章，见鬼，我要的是一片阿司匹林，”很久后，他这样评论道，“所以，我一直被人轻看。”

克莱文在空袭雷根斯堡行动中的表现“震动了整个基地”，“哈里·H.克罗斯比回忆道，他是伊根第418中队里的一名领航员。当天的战斗，约翰·伊根打得也很好。当被问及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他打趣说：“我带着两串念珠、两个幸运符和每次接受任务后都会给某些边边角角处造成损坏所得到的一张两美元账单。另外，我还反穿着我的毛衣，外面套着我的幸运夹克。”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第100大队损失了90个人。

当年夏季，伤亡数字以惊人的速度直线上升，快得令这些小伙子根本无法记住。一名补充来的机组人员在晚饭时到达索普一阿伯茨，吃完饭便躺在床铺上入睡，第二天早上，他牺牲在德国上空。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他便被称作“过来吃晚饭的那个人”。

随着大批好友的阵亡，第100大队的伙计们迫切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现。在军官俱乐部，年轻飞行员们围在伊根和克莱文身边，“看着这两个亲手操纵飞机，执行飞行任务的人”，克罗斯比在他的空战回忆录中写道，“士兵们崇拜他们”。飞行员希望能像他们那样飞行。凭借着潇洒的白围巾，软塌塌的“50次作战任务”帽，他们简直就是从《金粉银翼》中走出来的人物——那 是贝尔尼·莱的另一本书，好莱坞将其改编为电影，激发起成干上万名年轻人投身陆军航空队的热潮。他们的谈话甚至也是好莱坞式的。克罗斯比第一次看克莱文是在军官俱乐部。“出于某种原因，他想跟我说说话，于是他说：‘中尉，让出租车过来。’”

克莱文喜欢那些新来的补充兵，但对他们未经历实战考验的逞强感到担心。“他们不像我们那般害怕，正因如此，他们更加危险。他们害怕未知的东西，而我们担心的是已知的事情。”

1943年10月8日早上，就在约翰·伊根第一次休假，离开索普-阿伯茨，踏上驶往伦敦的火车的一个小时前，巴克·克莱文飞向不来梅，再也没回来。三架德军战斗机从阳光中飞出，击中了他的“空中堡垒”，三台引擎被击毁，机尾和机鼻被打得满是窟窿，左机翼折毁大半，驾驶室起火。情况已然无望，克莱文命令机组人员跳伞。他最后一个离开飞机。跳出飞机时，这架轰炸机距离地面已不到2000英尺。

时间是下午3点15分，此刻，约翰·伊根已在伦敦的酒店登记入住。克莱文挂在降落伞下，看着自己即将落到一座小农舍旁。“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克莱文摆动降落伞，避开那座房子，但他失去了控制，飞过敞开的后门，落入厨房，撞翻了一些家具和一座小铁炉。农夫的妻子和女儿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就在这时，农夫用一柄铁叉抵住克莱文的前胸。“我用高中里学来的那点可怜的德语，试图告诉他我是个好人，但他并不买账。”

当天晚上，克莱文中队里，在不来梅行动中生还下来的那些人来到一间乡村酒吧，喝了个酩酊大醉。“没人相信他已经死了，”克莱文中队里的另一名成员，杰克·谢里登这样说道，如果连“无敌”的克莱文都无法做到，那谁能？但正如谢里登指出的那样，“失踪的人不会阻止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天早上，吃罢酒店提供的煎鸡蛋早餐，又来了杯双份苏格兰威土忌后，约翰·伊根读到了《伦敦时报》的头版新闻，“第八航空队在不来梅上空损失30架空中堡垒”。他从座椅上跳起身，跑出去给基地打电话。出于战时保密的要求，谈话用暗语进行。“比赛进行得如何？”他问道。他被告知，克莱文已英勇牺牲。一阵沉默。伊根定定神，问道：“球队明天有比赛吗？” “有。”对方回答道。

“我想参加！”

他于当天下午返回索普-阿伯茨，焦急地等待着大队赶往马林堡执行一项远程任务后返航，这次空袭由第100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尼尔·B.哈丁上校率领，哈丁是前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队明星。各中队刚一返回，伊根便获得哈丁的批准，率领第100大队次日发起行动。拂晓时，他来到一间宿舍，叫醒了飞行员约翰·D.布雷迪，布雷迪以前是一支国立大乐队的萨克斯手。哈里·克罗斯比的床铺就在布雷迪上尉的对面，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约翰，我和你一起飞……我们得教训那些击落巴克的王八蛋。”然后，这两人离开宿舍，赶去参加起飞前的任务简报。

“今天的目标是明斯特。”情报官迈纳·肖少校拉开挡在巨幅北欧地图前的幕布，向睡眼惺忪的机组人员们宣布。一条红线从索普-阿伯茨伸出，横穿荷兰，直至边境外的一座小型铁路枢纽。这将是一次短程空袭，P-47“雷电”（这是盟军当时所拥有的最好的战斗机）将为轰炸机提供护航，直到战斗机航程的极限，这几乎已到达目标。看上去就是一次例行公事——只有一个问题。轰炸瞄准点是那座老城的中心地带、一个铁路编组场和一片工人住宅的毗邻区。明斯特宏伟的大教堂就在附近，人人都知道，教堂的主教是个纳粹的反对者。“鲁尔河谷几乎所有的铁路工人都住在明斯特。”肖用单调沉闷的语气介绍着。他说，如果投弹手准确命中目标，这片繁忙的交通区域中，德国的整个铁路系统将遭到严重破坏。

这是美国轰炸行动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后来，第八航空队正式予以否认，但空袭明斯特确实是一次城市破坏行动。解密的任务报告和飞行记录清楚地表明“市中心”就是瞄准点；第94轰炸机大队的一份报告，将瞄准点描述为“铁路编组场北端和东端的结合部”。

“（肖宣布）将对一片居民区发起打击时……我发现自己站起身欢呼起来，”后来，伊根这样说道，“另外一些在过去的行动中痛失密友的人也跟着欢呼起来，因为这是个杀死德国佬的机会，他们是种族仇恨和民族压迫的始作俑者。这是个为阵亡战友报仇、梦寐以求的行动。”

出席当天早上任务简报的飞行员中，有些人并不记得现场发出过欢呼。其中的一个是弗兰克·墨菲上尉，22岁的墨菲来自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入伍前是一名爵士乐手，他离开埃默里大学，成了一名领航员。墨菲想不起伊根曾跳起身并发誓要进行报复，但他说，屋里没有人公开抗议这次行动以平民为目标，甚至包括那些像他这样有亲属在德国出生的人。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想起了他们的第一任指挥官，达尔·H.“老爹”·阿尔凯尔上校在国内给他们的提醒，当时，他们刚刚完成飞行训练，获得了飞行徽章。“别以为你们的工作将是光荣或冒险刺激的。你们要干的是些肮脏的勾当，所以还是面对现实为妙。你们会成为婴儿和妇女杀手！”

不过，第100轰炸机大队里，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从事谋杀的勾当，大多数人信任他们的指挥官。“我觉得，我来这里是帮着打赢这场战争，如果可能的话，”霍华德·汉密尔顿中尉这样说道，他是布雷迪上尉的投弹手，“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试图炸毁一个铁路系统，如果对方有足够的劳动力，铁轨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我们被告知，轰炸这些铁路工人的住处将阻止德国人从事维修工作。”

哈里·克罗斯比未被安排飞明斯特的任务。他和他的机长埃弗雷特·布莱克利上尉从不来梅返航时，在英国海岸实施了一场蔚为壮观的迫降，此刻正在恢复中。发起空袭明斯特行动的当天早上，他们决定征用一架因作战受损的飞机，飞至度假胜地伯恩茅斯来一场短暂的海滨休假。起飞前，克罗斯比打电话给基地气象员克里夫·弗莱伊上尉，定好暗语，以便让自己能通过电话获明斯特空袭行动的报告。

下午4点，他打电话给弗莱伊：“我那些朋友都回来了吗？

弗莱伊没有回答。

“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出现了永久性的变化？”

“是的，除了一个外，所有人！”

然后，弗莱伊失去了镇定，他打破暗语：“伊根没了，你那个老机组没了，整个大队都没了。唯一返回的是第418中队的一个新机组，他们称呼他们的机长为罗西。”

罗伯特·“罗西”·罗森塔尔中尉没有跟第100轰炸机大队的老机组一同训练过。当年8月，他和他的机组从英国的一个补充营区被派往第100大以弥补该大队在空袭雷根斯堡行动中的人员损失。“我到达时，整个大队并未得到很好的组织，”罗森塔尔回忆道，“他们是一帮粗暴的家伙，性格各异。尼尔·哈丁是个好人，但他并未在地面或空中执行严格的纪律。”一连三十天，罗森塔尔没有获得一次飞行任务。“没人跑过来对我进行检验，然后批准我参加作战飞行。最后，中队长约翰·伊根让我参加一次编队演练。我飞到他的右侧。受训期间我曾进行过大量的编队飞行练习，我很沮丧，因为我想参加实战。我将自己的机翼对准伊根的机翼，他到哪里我就飞到哪里。等我们着陆后，伊根告诉我，他希望我能做他的僚机。”

罗森塔尔曾就读于布鲁克林学院，距离他位于弗莱布许的家并不太远。作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罗森塔尔曾担任过橄榄球队和棒球队队长，后来被选入学院的体育名人堂。在布鲁克林法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在曼哈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时，他刚刚开始自己的新工作。第二天早上，他报名参加了陆军航空队。

26岁的罗森塔尔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一头深色的卷发。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小伙子喜欢热爵士，走起路来不太协调，脚趾向内，像个步履蹒跚的农民，但他身上没有任何纽约式的玩世不恭。他是个内向的人，很容易变得局促不安，内心却充满了果断。“我上大学时曾读过《我的奋斗》，也曾看过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大型集会的新闻影片，希特勒站在一辆敞蓬车内，人群疯狂地欢呼着。人群中的那些面孔令我震惊不已，他们的表情充满崇拜。不光是希特勒，整个国家都疯了，必须阻止他们。”

“我是个犹太人，但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希特勒是对所有正派人的一个威胁。我为英国人深感自豪，不列颠战役和闪电战中，他们独自抵抗着纳粹。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报上的战争新闻，也聆听过爱德华·R.默罗在电台中直播的轰炸伦敦。我迫不及待地要去那里。”

“终于到达伦敦时，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世界的中心，这里是民主国家聚集起来打败纳粹的所在。我来对了！”

罗西·罗森塔尔从未跟他的组员说过这些想法，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并不相信所谓的“反思”。他们从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也不明白是什么使他带着强烈的决心进行着飞行和战斗。后来，罗森塔尔成了第八航空队受勋最多、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于是，一种说法传遍了整个索普-阿伯茨：因为他的家人被关在德国集中营里。曾有人直接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纯属胡说八道”。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侄女（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因此与他们同住），都在布鲁克林。“我没有任何个人原因。我所做的一切，或是我希望做的，完全是因为我痛恨迫害……一个人不得不小心提防那些毫无文明可言的家伙。”

罗西记得，空袭明斯特的任务简报会上，确定的目标是那座城市的铁编组场，而不是工人的住处。“目标靠近市中心，一些无辜者会被炸死，就像所有战争中都曾发生过的那样。

10月份这个雾蒙蒙的早上，罗西的飞机位于跑道的第三位，其他那些重达30吨的毁灭者也一字排开，引擎轰鸣着，准备每隔半分钟便起飞一架。罗西和他的组员驾驶着一架名叫“同花顺”的新飞机。原先的那架，罗西的“铆钉枪”号，在执行不来梅和马林堡的任务中严重受损。罗西的组员们有些迷信，对飞一架陌生的轰炸机感到不安。罗西把他们召集到机翼下，设法让大家冷静下来。

“炸弹舱门在你身后关闭，你知道自己现在成了这艘大船上的一名囚犯，”《扬基》杂志社的通讯记者丹顿·斯科特描述了许多飞行员那天早上在停机线处感到的恐惧，“这种囚禁只能被三个因素所打破，这三个因素依次为：飞机爆炸跳伞到另一个监狱、死亡和安全返回。”

布雷迪驾驶着引航机“艳舞女郎梅丽”号，伊根少校坐在副驾驶位置，布雷迪的副驾驶约翰·霍尔则坐在折叠座椅上，上午11点11分，这架飞机的机轮离开跑道，机腹内载满炸弹，擦着跑道末端高高的树梢飞入空中。这是布雷迪第一次飞引航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对此毫无准备。伊根同样感到不安，因为他没穿那件代表好运的白色飞行夹克。而伊根要为之报仇的那位朋友，巴克·克莱文，从来就没喜欢过伊根那件“幸运夹克”，因为它太脏了。

第13作战联队的53架轰炸机在大雅茅斯上空集结，第95轰炸机大队为首，第100大队尾随其后，他们随即向西南方飞去，以便与其他联队会合，275架B-17组成了这个庞大的轰炸机编队。在北海上空，4架轰炸机声称出现机械故障，随即返航。这使整个编队少了36挺点50口径机枪。在一场空战中，这可能意味着很多，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担心。“整个航程我们感到非常轻松，”第390轰炸机大队“天空小屋”号上的投弹手道格拉斯·戈登-福布斯中尉回忆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战斗机护航，一路掩护我们进入德国，每个人都觉得信心百倍。”

从挪威到法国北部，德国人拥有一连串的雷达站，这些飞机在东英吉利亚上空集结时，他们就知道美国人要来了。轰炸机飞过荷兰边境，越过威斯特法伦整齐、轮廓分明的城镇时，开始遭遇到猛烈的防空火力。“Flak”，这是德语高射炮Fiegerabwehrkanonen的缩写。伊根朝布雷迪望去，看见他正用手指划着十字。几秒钟后，机上的一名腰部射手被高射炮弹的弹片打死。

就在第100大队接近起始点时（重型轰炸机将从这里列队进入轰炸航路），伊根呼叫大队，那些P-47“雷电”战斗机“正返回基地”，他们已到达航程的极限。看着右侧那些战斗机晃动机翼，示意“祝你们好运”后，伊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喊了起来：“天哪！注意12点方向，看来他们是朝我们来的！”37约200架德军战斗机迎头发起攻击，直到即将与轰炸机相撞的一瞬间才避开。

布雷迪的引航机第一个被击中。位于“艳舞女郎梅丽”正后方，“Aw-R-Go”号机鼻玻璃罩里的弗兰克·墨菲看见布雷迪那架飞机的下部发生了“一场可怕而又猛烈的爆炸”，并惊恐地看着这架负伤的“空中堡垒”拖着黑色的浓烟和燃料，进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急剧下坠状态。“我们的投弹手从机鼻处爬上来，一脸惊慌地告诉我们，必须离开编队，因为汉密尔顿身上出现子几个洞，不得不返航，”伊根后来描述了这架中弹飞机上的场景，“我向他保证，我们会离开编队的。”

布雷迪竭力保持着机身的水平，以便让机组人员能有个跳伞的“平台”，弃机行动则由伊根指挥。就在他开始对着内部通话系统喊话之际，飞机突然间起火燃烧。这时，他派约翰·霍尔下去帮助19岁的汉密尔顿，设法把他带至机身下部的前方逃生舱口。伊根和布雷迪将轰炸机设置成自动驾驶，随即向后方打开的弹仓爬去。狭窄的通道将两个主弹仓分隔开，站在这条晃动不已的通道旁，伊根朝下方的地面看了看，喊道：“布雷迪，你先跳……我是机上军衔最高的人。”但布雷迪希望自己最后一个离开，因为这是他的飞机，是他的机组。“我们争执了一会儿，”伊根说道，“就在这时，在我们脚下6英寸处，沿着整个炸弹舱舱门的长度，出现了一排我所见过的间隔最完美的弹孔。这是点30口径机枪留下的标记。于是我说：“布雷迪，我们会再见面的。’然后我跳了出去，数着数字，在掠过球形炮塔时拉动开伞索。降落伞毫无阻滞地打开，我的老二终于安全了。”

几秒钟后，伊根看见三架德军战斗机放弃了空中的那些轰炸机，向自己扑来。机炮闪烁着，他们瞄准了他，把他的降落伞打得满是窟窿。伊根说：“几架战斗机认为我死定了，这才消失在空中，可他们不知道我是爱尔兰人。”降落到地面后，伊根发现一些敌军士兵向他走来，他赶紧脱掉降落今和笨重的冬季飞行装备，消失进一片树林中。

汉密尔顿落在不到1英里外，但他俩再也无法取得会合。汉密尔顿独自一人躺在地上，仍在大量出血。但他相信自己今天命不该绝，因为就在几分钟前，他近乎奇迹般地逃出了鬼门关。

霍尔中尉赶到机鼻处帮助汉密尔顿时，看见这位负伤的投弹手挂在逃生舱门处，身子悬在机外，晃动的双脚和可怕的结局间只有20000英尺的高空。由于肺部被刺破，汉密尔顿没有足够的力气用自己的双手推开逃生舱门。于是他站在上面，转动开启扳手。舱门打开后，他掉了下去，但降落伞的右肩带却勾住了扳手，他挂在轰炸机外，内侧螺旋桨离他的头只有几英尺。

经过一番紧张的努力，霍尔将汉密尔顿从舱门解开，两人打开降落伞向地面落去，很快便被德军士兵俘虏。一辆救护车被叫来，汉密尔顿被送往明斯特。在这场30分钟的旅程中，救护车驾驶员的孙子，一个年约15岁的男孩一直用一杆长长的猎枪指着汉密尔顿的头部。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罗森塔尔“同花顺”上的组员们正经历着被一名指挥官称作“这场战争，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空战”40的最后几分钟。这场空战只持续了45分钟，但就激烈程度而言，欧洲战事中没有哪一场能与之相比。当天下午，第八航空队面对着戈登-福布斯中尉所说的“扑向美军轰炸机群，有史以来最密集的德军战斗机”。

德国空军采用了新的战术和武器。他们只对几个轰炸机大队发起攻击，以便让击落轰炸机的数目最大化，同时，他们还对美军密集的“箱型战斗队形”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第100轰炸机大队位于其联队最危险的下方位置，首当其冲地遭到攻击。布雷迪的飞机中弹后，没过几秒钟，第100轰炸机大队的整个编队被德军双引擎战斗机所发射的火箭弹以及成群的单引擎战斗机打散，那些发射火箭弹的双引擎战斗机与美军轰炸机平行飞行，但躲在B-17威力强大的机枪火力射程外。“红色的火球，拖着长长的白色烟雾向我们袭来，带着剧烈的嗖嗖声飞速窜过，”道格拉斯·戈登-福布斯描述了这场可怕的火箭弹袭击，“几发火箭弹差一点儿击中我们的飞机，其中一发从我所在的机鼻玻瑜罩下方4英尺处掠过。

对下定决心的德军飞行员来说，第100轰炸机大队中落单的轰炸机是他们轻而易举的猎物，有些德国飞行员是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家人的上空飞行。“德国战斗机一个波次接着一个波次向第100大队扑来，”弗兰克·墨菲回忆道，“有好几次，我侧头瞥去，以为对方的飞机要迎头撞上了。”这是墨菲所执行的第21次作战飞行任务，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战斗机同时出现，甚至在雷根斯堡上空也没那么多。德国空军从未能阻止第八航空队的空袭。“我认为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打退一次。”后来罗西·罗森塔尔这样说道。

目标区上空，轰炸机进入重型高射炮的打击范围后，德军战斗机暂停了他们的攻击，但当第100大队残余的轰炸机转个大弯，飞向与第95和第390大队会合的集结点时，大批德军飞机再次出现。“我们的飞机刚刚转向，在我身后便发生了爆炸，我一头摔倒在地上，”墨菲回忆道，“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用棒球棒击中我，又往我身上泼了桶热水。这绝对是个可怕的时刻。我不知道自己的伤有多重，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死了。”勃朗宁机枪吐出的滚烫的弹壳足有3英寸厚，墨菲躺在上面，不受控制地滑动着，他抬头看见副驾驶格伦·格雷厄姆已摘掉氧气面罩，正打着手势示意自己跟他走。格雷厄姆拉动机鼻处前方组员舱门上的紧急扳手，踢开门跳了出去。墨菲停了停，低头向地面望去，那里似乎“有百里之遥”，他慢慢蹲下身，张开双臂跳了出去。“突然间，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没有激战的声响，没有机炮的轰鸣，没有火药的气味，没有引擎的嘶吼和呻吟，也没有对讲机的喋喋不休。”然后，就在第390大队的飞机进入视线，出现在墨菲的上方时，空中爆发出火焰，金属碎片四散飞溅。城市四周的各高射炮连对准第390大队猛烈开火，德军战斗机也扑了过来。“此刻我操纵着机枪，根本不需要四处寻找敌机，”投弹手戈登-福布斯回忆道，“他们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