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奴奴（FrancescoCasale饰）目前和瘫痪的父亲同住，为了能让辛劳一生的父亲更好的安度晚年，他聘请了一位美艳的护士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随着时间的流逝，奴奴发觉了父亲和护士之间的暧昧情感，而他惊讶的发掘，自己从窥视中竟然获得了异常的快感。　　奴奴早已结婚，但与妻子分居且感情并不是十分完满。某一日，护士偷偷的告诉奴奴，她曾看见他的妻子在午夜时分和他的父亲共处一室。奴奴找到妻子质问，却从妻子处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曾在新婚之夜被自己的父亲强奸。在痛苦和内疚中，奴奴原谅了妻子，妻子重新搬回了奴奴的住处，奴奴，妻子和父亲三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体反思”和“偷窥”成为现代电影的两个重要母题。50年代有阿·希区柯克的《后窗》表述了“偷窥”的主题。60年代，自体反思的则有让·吕克·戈达尔的《轻蔑》和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八部半》。《偷窥狂》对两者的结合显示了导演迈克尔·鲍威尔的前瞻性。鲍威尔选择的挑战性题材和前卫的影像形式，也确定了本片在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著名电影学者乔纳森·罗森波姆称赞道：《偷窥狂》是英国唯一一部“新浪潮”电影。

1960年，电影史上出现了一个巧合：两位英国导演各执导了一部人物性格相近的电影，一部是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另一部则是鲍威尔的《偷窥狂》。两部影片都引起了英伦观众的厌恶甚至愤怒。尤其是后者，引起了观众和影评界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有影评家认为：处理《偷窥狂》的唯一让人满意的方式就是铰断胶片，然后就近冲进阴沟，就是这样，它的臭气依然刺鼻。还有人认为：《偷窥狂》是《孟买怪客》以来最臭的英国电影。迫于舆论压力和电影界的抵制，鲍威尔不得不远走澳大利亚。直到后来，马丁·斯科塞斯和弗朗西斯·科波拉等世界知名导演力挺《偷窥狂》，才得以为本片翻案。同时，由于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在电影学界的广泛应用，《偷窥狂》成为学者争相剖析的经典案例。

影片以一只睁开的眼睛开始。随后镜头反打到一个男子轻轻吹着口哨走向路边的风尘女朵拉。男子把一个16毫米摄影机藏于大衣下面，继续前行。这时，影片的摄影机视点被这部隐藏的16毫米摄影机所取代。同时，它也成为观众的视点。被注视的朵拉和那男子的视点对位构成了整个影像空间。但这里并没有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引导观众兴趣的反而是摄影机和它追踪的猎物。影片开场的眼睛伴随着急促的音乐给人一种不祥之感。紧接着的全景化解了这一不祥之感，但至此仍未有任何反映其主体情感的镜头。而该男子隐藏摄影机这一动作再次拉回了不祥之感。隐藏的摄影机好像一个武器逼近朵拉。至此，该男子的偷窥视点、16毫米摄影机的视点和观众的视点重合。进而，影像再次回到全景，影片情绪也随之缓和下来。偷窥的情绪过渡到“新现实主义”的情绪：路边的灭火器、朵拉的尼龙外套、清冷的街道、朵拉简陋的小屋。当两人来到朵拉的起居室时，偷窥再次过渡到“虐待”，这一场景以朵拉恐惧的眼神结束。在开头的两个场景中，影片的主旨以精炼准确的场面调度和节奏传达了出来。

诚如安德烈·巴赞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当一个场景被摄影机记录之后，便可以反复地播放和重复。马克在观看关于朵拉的电影时，之前占满整个银幕的影像此刻成为“银幕中的银幕”，观众的视点在此缩减为偷窥者的视点。马克观看朵拉的电影和观众观看《偷窥狂》互为镜像。银幕中的“凝视”时刻提醒着画框外的观众，观众不知不觉成为马克的同谋，都成为“偷窥狂”。

第二天，仍是马克的摄影机衔接了故事。路边警长的询问使影片的摄影机转向了马克。马克的形象出乎观众预料。他不同于《精神病患者》中诺曼·贝茨的阴鸷和精神不正常。马克很英俊，有些害羞，文质彬彬。这与观众对精神病的普遍印象产生了分歧，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表面如此正常的青年为何会成为一个偷窥狂？马克回答警长的问讯时撒了个谎，即他供职于英国著名的报纸《观察家》报，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情节复杂的玄幻故事。朵拉凶杀案这场戏呼应了英国次文化中一悠久的传统。自19世纪以来，性谋杀、暴力、丑闻一直是制造轰动的公众话题的不二法宝，这也是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惊悚题材的取材泉源。《偷窥狂》即是诞生在此类题材泛滥的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指出，此类惊悚题材还可上溯到英国的哥特传统。嗜酒的斯蒂芬夫人的失明的设置既给人这种阴森的哥特感觉，同时也符合了哥特中流行的二元对立因素（恰恰是失明的斯蒂芬夫人发现了马克的秘密和他的偷窥癖）。这里还需提到罗斯本，在20世纪世纪50年代，这里是伦敦的红灯区。这给了鲍威尔关于报纸零售店那场戏的灵感。马克秘密的瞥视，顾客鬼祟的低声细语，成年顾客在小女孩面前的道貌岸然，这些细节勾勒出那个年代微妙的气氛，也使那个年代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分野立现。

影片一开始从偷窥的多个侧面进行调度和剪辑，它清晰地宣告了电影中的凝视在文化和次文化中形成的性愉悦。在马克为两名模特拍照的那场戏中，米莉在时尚和模式化的街头布景中，成为男性凝视的景观。而米莉所处的布景，也让人想起昨晚发生的朵拉的凶案。当时，朵拉也置于这样的街景之中。当马克看到洛林受伤的嘴角时，马克偷窥的本能再次发作，他手持摄影机记录下这张面孔。

本片与众多精神分析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影片的影像语汇有大量编码和双关含义。因此，理解本片需要对这些问题及其隐藏含义进行解码。本片编剧雷奥·马克思在二战时从事密码破解工作。本片的最初灵感来自马克思想拍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但美国导演约翰·休斯顿抢先拍摄了一部《弗洛伊德的隐秘激情》，这迫使鲍威尔和马克思改变了想法。马克思又提出拍摄“一个持摄影机的男人总是杀掉他拍摄的女性”的想法。因此，马克在影片中总是随身携带着摄影机。但鲍威尔所使用的视觉密码能够使马克的精神症候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摄影棚的时候，马克提醒米莉“Lookatthesea”（看大海）“sea”同“see”（看）谐音。随后，影片在倒茶、倒酒的两个动作中剪辑，场景立刻从这一现代版的哥特场景切换到了海伦家的生日宴会。斯蒂芬夫人的嗜酒和盲眼不断地给观众心理哥特化情绪的暗示。镜头切到马克时，他正在窗户那里偷窥，这提醒观众注意影片的主题。

莫伊拉·希拉在本片中扮演一个死于马克摄影机下的替身女演员。希拉曾因鲍威尔的《红菱艳》而扬名国际。尽管她扮演的维维安仅是个配角。但维维安却是片中第一个脱离马克视点的女性角色。当马克告诉维维安“他正在寻找完美时”，丝毫不像个变态杀手，而更像个浪漫的艺术家。杀人似乎成了他寻找完美影像的必要步骤。维维安跳舞时所进的空箱子与马克的男根般的三脚架之间形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对称的隐喻。

第三天，在维维安的凶案现场。一切都如往日平静。导演仍在拍他心目中的喜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打开箱子后，维维安的尸体立刻会使他的喜剧变成黑色喜剧。他也不知道他的一切行为都成为马克纪录片中的素材。《偷窥狂》在此显露出悬疑的气氛。正如希区柯克指出的，悬疑构建在神秘、怀疑和惊奇混合的基础上。观众已经知道马克是凶手，也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但警察的介入，无疑使这一切回复到无人所知的状态。警察对片场的新奇、浪漫态度与马克的记录的态度形成明显对比。这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反浪漫传统的“自由电影”运动。但马克显然已经无法区分现实与艺术，进而导致死亡。

影片的精确性还体现在结构的对称上。斯蒂芬夫人突然诡异地出现在马克的暗房里平衡了他俩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初见面时斯蒂芬夫人紧握马克的手，仿佛已透视了他的心理。那场无声冲突中，斯蒂芬夫人处于强势。但在马克的暗房时，斯蒂芬夫人与马克的态势对调。此外，当马克再次回到零售店的摄影棚时，摄影棚气氛已经变了。灯光不同于之前的场景，窗户打开，色调也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威尔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当马克的身影笼罩在米莉身上时，可以看出类似弗里茨·朗的《M》的场面调度。《偷窥狂》使人联想到希区柯克的影片《房客》（1925）。《房客》讲述的也是女孩爱上了楼上的房客，但女孩母亲却对此有所保留，经常倾听楼上男子的脚步声。两部影片都明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房客》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取经更为直接。这一是因为希区柯克正好赶上表现主义的鼎盛时期，再者，希区柯克曾在德国拍过片。而《偷窥狂》的摄影师奥托·海勒是捷克人。他曾任众多表现主义风格电影的摄影。

海伦第二次去马克房间，马克的表现显示出他要挣脱父亲影响的努力。他与海伦在现实世界的关系似乎更让他满意。他再次送给海伦的礼物比之前的影像礼物要正常。但马克送给海伦的胸针仍使人自觉地联系起他儿时录像中的蜥蜴。海伦的出现改变了马克生活的气氛。海伦说自己是少儿读物作者，并邀请马克为其拍摄照片。这使马克更贴近安徒生、格林、路易斯·卡莱尔等儿童幻想艺术的传统，而不是他一直生活的爱伦·坡和罗伯特·刘易斯·斯蒂文森的哥特式幻想艺术中。在后者中，无意识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总是产生巨大的裂缝。当暗房中的闹钟响起时，马克再次重返那个世界。

海伦的形象设置可以体现出鲍威尔对童话般的男女关系一贯的探索。在1964年，鲍威尔把贝拉·巴托克的歌剧《蓝胡子的城堡》翻拍为一部新表现主义的影片。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偷窥狂》的人物设置。马克的暗房里保存着他所杀的女人的影像。这就像蓝胡子储存他前妻尸体的神秘房间。正如斯蒂芬夫人所说：“这就是我期待中的那个锁着的房间。”但海伦的好奇心让她发现了更多，就像蓝胡子的最后一个妻子，发现她所爱的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和杀人凶手。但海伦的好奇心超越了恐惧，她渴望能够看到隐藏在这背后的终极目的。

作为一部自体反思的作者电影，影片也折射了导演鲍威尔对自我的思考。鲍威尔不仅在影片中客串了带给马克精神创伤的父亲。同时，马克也反映了导演自己部分影子，尤其是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谋杀维维安那场戏中，马克说道，“效果必须完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鲍威尔对电影艺术的探索。这一点从《偷窥狂》的大胆探索即可看出。正如鲍威尔自己所说：“《偷窥狂》是部非常优秀的、近乎浪漫的影片。我感觉和这位主人公很亲切，他是个自我隔绝的导演，像导演一样逼近生活的人。他意识到了生活，并且甘愿承受。他是个有血有肉的技术狂，我也是个为技术而狂喜的人。走在大街上，经常在头脑里不自觉地剪辑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能理解他的痛苦。”本片在英国电影学会评选出的20世纪英国电影百佳中排名第7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