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四个半钟头的纪录片记载了从1940年到1944年，德国纳粹占领时期的法国，尤其是克莱蒙—弗朗镇，是一部法国城市被纳粹占领的历史。导演访问了大批的当事人：原德国军官、该镇的合作者以及抵抗者，还有当地的老百姓、政府官员和英国特工等，通过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评论...

1969年时的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忘记了三十年前和纳粹德国的“合作”历史，此时《悲哀和怜悯》一片带他们回到那段“被占领”的时光，思考为何有人愿意当法奸。

1940年的法国抵抗纳粹德国入侵不到两个月后就宣布投降，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和军方高层在溃败面前失去作战信心，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不希望城市被战火摧毁，因此法国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投降情绪。如片中所说，"there was a will to surrender, and a desire to get along with the victors at any price"，只有少部分人继续抵抗。

想象中纳粹铁蹄下被占领的悲惨生活并没有发生在普通法国人身上，投降之后生活快速恢复如常，“马照跑，舞照跳”。投降后两个月赛马比赛就照常进行，歌剧院重开，战争中被俘士兵在1941年基本都被释放回家，秋季野外狩猎活动1942年重启，生活在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彷佛和战前没有任何不同。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德法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10万法国工人去德国工作，法国电影明星去德国拍电影，两国政府高层互访。在国内针对抵抗分子和“异己分子”进行审判清洗，法庭上的围观群众纷纷呐喊要求对抵抗分子施以最重刑罚，警察鉴别并抓捕犹太人包括小孩后将其驱逐出国，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犹太人走向的是集中营。同时针对国外，发表广播呼吁渡海到英国的法国士兵回国，年轻人信奉法西斯主义并自愿参加对苏的东线战争，并有人因作战勇敢而荣获铁十字勋章。总体而言，法国人将纳粹统治下的生活认为是“social revolution”，贝当元帅走访慰问群众时的宣传语是"a great day for France as our hearts beat together in collective hope"。

在一战中还掐得你死我活的德法两国世仇如何突然之间能做到“相谈甚欢”呢？问题的答案还得回到德法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的迥异社会境况。法国在大萧条中一蹶不振，德国却在纳粹领导下迅速摆脱危机并走上强国之路，这不得不让当时的法国人反思，**为何宣称民主体制的法国在经济危机面前一筹莫展，而反G和反犹的德国却能在法西斯主义体制领导下崛起？是不是法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在普遍的危机情绪下，1934年起法国右翼势力上升，反G和法西斯主义开始流行【插一句：类似的法西斯主义在英美等各国同样出现，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集会屡见不鲜】。因此，等到纳粹德国入侵时，持右翼观点的法国人认为这是进行制度和社会改革的机会，向德国投降并不可耻甚至反而是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效仿德国的法西斯体制而让法国重新发展，是法国右翼的信念，因此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的法奸自然而然出现。

总而言之，法奸和纳粹德国侵略者的“合作”关系类似于，"give me your watch, I'll give you the time"，将你的自由交给我，我能保证你的安稳生活，这一承诺在刚刚经历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普通法国人眼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大萧条危机中自由与安稳之间的抉择，可以参考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

当然这种诱惑很快被打击，盟军轰炸在法的德国军工厂不可避免地波及当地的法国人生活，维希政府对新生活的宣传逐渐被民众意识到那只是虚假宣传，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学生加入了抵抗组织。等到胜利后对法奸的清算像是一场狂欢，给和德国人约会的法国女人剃光头，给贝当支持者定罪。但这与其说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倒不如说是意识到被骗后的报复。

PS：相较法奸而言，抗日战争中的汉奸们则没有向日本学习制度的强烈和自发意愿，他们在抗战初期有的至多是保全城市和维持民众生活秩序的意愿，相关著作可参考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至于如何评价汉奸们的行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