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塞纳，纽约，1998年。十年的恐怖随着伊丽莎白·考尔菲尔德的被捕而结束。伊丽莎白·考尔菲尔德是一名绑架了五名年轻女孩的女人，并假装她们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女孩，克里斯蒂娜·鲍登，设法逃离了考尔菲尔德的生活，另外四个被发现埋在考尔菲尔德破旧的房子后面。逃跑的女孩，焦虑的网红，重生的二代21世纪20年代，青涩的面孔被推选为时代的排头兵，他们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也是最焦虑的一代。小时候被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长大后被推上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压力像车轮旋转、加速，与轨道紧紧咬合在一起，焦虑摩擦出更多焦虑。 尚浅的心智无法应对摇晃的现实，情绪逐渐投射在身体上，年轻人一边自嘲“996”，一边在本该脱单的年纪脱发，但真正困住他们的或许不是头皮问题，而是生发于外在环境、根植于内心的痛感。 在广泛的焦虑下，每个人具体的焦虑又是不一样的。 生活海海，各有答案，「最人物」在皮肤医学科普博主丁杨的评论区找到3个年轻人，他们都曾经历过焦虑的拉扯、崩溃又与之和解，都从低谷中走来，也都进入了崭新的松弛，希望以他们作为观察的切片，探寻他们经历过的困境与突围，和再次出发的坦然与笃定。 凌晨时分的片场，调整布景的间隙，疲惫盘旋在每个人头顶，山口煮的周围聚拢起一撮工作人员，他好像还是精神抖擞的，插科打诨，在每个人的发言之后精准地附和大笑，偶尔谁的话茬掉在地上，他的脸上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作为网红，他因为演绎带有地域属性的不同人格而走红，在数十种人格中，他说不清哪些是真正的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扮演也成为常态。这是他经历过许多挫败与挣扎后的一种本能。 2019年，世上还没有网红“山口煮”，哈尔滨男生带着22岁的雄心，一头扎进北漂的人群中，做着一份看似体面的媒体运营工作。由于不好意思借住在亲戚家，1万块的北漂“启动资金”大半交给了房东。像大多数北漂的年轻人一样，地铁的最后一站是他落脚北京的第一站，到公司所在的海淀区通勤整整2个小时。 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是他一天中最焦虑的时候。早高峰地铁的拥挤是无法避免的，“你不挤永远上不去”，站台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双手把着扶手，突破人墙、见缝插针地挤进去，有时过了三四站，双手还是放不下来，拥挤产生的谩骂声在耳边响起，他只能沉默。他就像是一颗钉子，而生活是锤子，楔进这座城市狭窄的缝隙里。 北京不拒绝外乡人，也不挽留。北漂的一年里，山口煮几次在待业与失业中切换，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剩下不到700块。有一天高烧39度，他骑着共享单车踉踉跄跄到达地铁站，准备搭地铁到医院。车厢内照旧挤满了人，夜班工人、国贸白领、时尚达人……若在平时，他们的身份迥异，但在那时的山口煮眼中，他们的表情只有焦灼。还有三站到达的时候，因为担心钱不够治病他下车往回走，不愿意把自己推向更窘迫的境地。 生计的压力让他捉襟见肘，不过更令他焦虑的是，电话那头母亲问他到底过得好不好，他该怎么回答。彼时的他很矛盾，既希望有人关心，又不敢接受关心，“我怕卸下伪装后，内心的脆弱会让人看不起”。 “但现在看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山口煮补充。 故事的转折是2020年初，居家隔离的日子里，面对父母的疑问，有时只能报以直愣愣的眼神，最开心的是独自在房间的时候，因为不会有人跟他说话。 手机里的短视频让他短暂忘记现实的境遇，也打开了一个出口。没有三脚架，他在凳子上摞上书，书上架着买手机送的支架，他审视镜头里的自己，也看见一条新的谋生之道。 刚开始拍短视频的半个月，山口煮每天只睡4个小时，半个月下来瘦了16斤，那时的他极度亢奋，认为找到了新的谋生之道，然而当这一切真正成为事业，变化的是焦虑的内容，不变的是焦虑本身。 “做这一行数据是很直观的，每次发完片你必须直面数据，无形之中就会被数据绑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的数据在几千次点赞的漩涡里打转，流量牵扯出他的渴望和不安，心情起落都与之有关。 选题会上的山口煮 很多个深夜，他都不可控制地思考选题，遇到有爆款潜质的马上打开手机备忘录记下来，一整宿下来“仰卧起坐”两三个小时，早上出门迎风而立，额角发凉，才发觉自己似乎有了M型发际线的趋势。他之前听过一个段子：洗脸的时候洗面奶不要蹭到头皮上，会让头皮觉得这是脸的地盘。当时只是一笑而过，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搓脸的手会不自觉地下移。 拍好的视频上传前，他会拿给非行业内的朋友看，过程中用余光观察对方的反应，“不能正眼看，会造成压力”，没有响的包袱会在之后被拿掉，没有包袱的地方传出笑声，他会急急地询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笑？” 技术流的搞笑带着悲伤的底色，紧迫感泄露他心底的恐惧，“我很害怕被再次抛弃”。虽然是以艺人的身份进入公司，但他经常跟着场工扛灯架、跟着编剧写脚本，甚至包揽了给群演买水的活儿。彼时，他希望用多干活体现自己的价值，眉宇间写满焦虑，和视频里的大男孩判若两人。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决定给自己最后3个月，放手一搏，转机就是在那时发生，当他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候，束缚思路的东西就像身上的链子，一条一条掉下去了，脑海中不断冒出点子，一条讲南北方买菜差异的视频，不到24小时收获超过百万点赞，账号也因此走上正轨。 几个月之前，他开了一个小号，从头来过的焦虑陌生又熟悉，他忽然发现这似乎是在自寻烦恼，“不管什么时候，焦虑是一直都在，没必要总是苦大仇深”。 如今的他，常常在街头被网友认出，这份窃喜和刚刚好的焦虑被收藏在一处。他还是无法将心底的脆弱都暴露在日光之下，但在心上开了一扇小窗，等风吹进来。 与桀骜的外表不同，李一鸣一开口就显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周全，眼里带着光，心底绷着弦。 生于2000年，他曾经以为父母变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父亲倒下的那一天，才忽然发现这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 站在父亲的病床边，他一夕之间变成大人模样，但在无数个最累、最无助，亦或是最开心的时刻，他还是会想象平行时空里有一个无忧无虑的自己，还可以叛逆、无畏，整日和一个被称作“爸爸”的帅气“糟老头子”对着干，最大的烦恼是头上顶着“滑二代”的光环。 幼年李一鸣与父亲李津春 李一鸣的父亲李津春，是中国第一代滑板人，但因为错过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让他将自己未竟的职业滑手梦想嫁接在儿子身上。这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李一鸣的名字前都挂着一个前缀“李津春的儿子”，即便，他早已是全国滑板冠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滑二代”的光环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他的紧箍咒，“这样的称呼代表他们尊重的不是我，是我爸”。于是，在运动员之外，他选择成为这项运动的推广者，迫切想要证明“李一鸣”的价值，但父亲老去的速度更快—— 2021年6月19日，他或许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医生把手术知情同意书交到他手上，父亲一下子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走在后面的人。 彼时，医生给出了两套治疗方案：打支架，有脑出血的风险；不打，父亲可能在瘫痪中度过余生。病房里仪器的“滴滴”声时刻提醒他父亲的病情，面对母亲的无助的眼泪，摆在李一鸣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令人难以作答的必答题。 他在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他第一次成为为父亲做决定的人。“如果因为我的选择，导致我爸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这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但我只能去做这个决定。” 李一鸣与父母 父亲的突然倒下还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21岁的男孩走出医院，赶到父亲经营多年的滑板店，虽然没做过生意，但读懂店员眼中的不安并不是难事，他甚至很快听说了竞争对手挖角的消息。他告诉店员不要害怕，但自己心里也没底。 每天一早，他骑着摩托车到各个门店，逼迫自己消化复杂的账目、小心观察店员们的状态……这一切堆积成一张散发焦灼的面孔，仿佛时刻注视着他。 回程的路上，他躲在头盔里，巨大的风声掩饰了哭声。熄火之后，潮湿的头盔掉出很多头发，年轻的男孩觉得那时自己不帅了，焦虑进入恶性循环。 在人类的情绪图谱中，焦虑的左边是疲倦，右边是暴躁，它们的尽头都是孤独。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外忙到倒头就睡的程度才会回家，因为那个家让他陌生。从前，无论他多晚回家，都会有人嘘寒问暖。父亲生病后，母亲在医院陪护，家里永远是黑的、空的，他需要自己把灯打开，灯亮起的一瞬间，房间异常安静，耳朵里传来嗡鸣声。他不敢回房间，倒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自己在无限坠入深渊。 但天亮之后，他还是要独自对抗心中的焦虑。在他看来阻断焦虑循环的方法，就是解决焦虑的源头，“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父亲直接康复，我不会焦虑。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家生意蒸蒸日上，我也不会焦虑”。 他大刀阔斧地将滑板生意由零售为主改为培训为主，“如果还是零售，我没办法在短时间内筹到医药费，也养不起店员。” 培训课上的李一鸣 清晰的规划很快奏效，然而，这些都是一年前的他从未想过的。他不知道未来自己还会面对什么，但已经不会为此焦虑。滑板运动依旧是他最熟悉的叙事方式，他说：“就像一个2米高台，没跳过之前，你可能会害怕，但我已经跳过了，就不会害怕再次站上去。” 作为提早成为一家之主的“00后”，李一鸣身边不乏开始预习父母老去这件事的同龄人。而他的经验是建立一个更长时间尺度，“所有的烦恼一定会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 更早一步进入人生新阶段，他相信未来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有人说，焦虑是对一份工作尊重。那么，楚尧始终尊重她的工作。 在互联网的流行概念里，年轻人的尽头是自媒体和铁饭碗，而楚尧是在两个尽头都体验过的人，职业围城穿梭，焦虑曾像锅里怎么也不沸腾的热水，煎熬着日子。 生于1998年，楚尧赶上了山西小城工业浪潮的尾声。在一片从化工厂中长出的生活区里，从妇产科到殡仪馆都有，人的一生可以一眼望到头，她十分确定这不是她想重复的生活。 在她步入社会的那一年，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必须将自己嵌入社会体系中，才能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一颗“准螺丝钉”，在毕业之前，楚尧就开始四处寻找安顿自己的途径。 当上百封简历石沉大海，海面上升腾起巨大的不安。她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游荡，当看到小吃街“招洗碗阿姨，2500元/月，包吃住”的牌子，心里才稍有安定，“起码我可以养活自己了”。 她后来找到一份头部自媒体的工作，但求职的焦虑没有缓解，只是立刻被替换为被认可的焦虑。跟她一同进入试用期的一共有4个人，彼时，每个月都有人离开，第3个离开的是与她合租的室友。 她是最终被留下的那一个，然而快节奏的自媒体工作，如果没有确定的方向，就像失控的车轮碾出尘土，节奏越快，越混乱，越焦虑。 她寻找答案的方式是更多地关注社会议题，议题中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议题，别人的答案治不了她的精神内耗，焦虑始终存在。 为了把日子熬下去，她常常在下班后去看海。身处国土东部沿海，而家在中部内陆，她有时计算着相同时刻，家里的天应该还是亮的，而自己眼前已经一片黑暗，但她知道海就在那里，像内心的焦虑一样不容忽视。 当她把所有丧气重新捋过一道，起身走回出租屋，在终于空旷下来的马路上，冷风呼呼地刮着，但又仿佛四野俱寂，自己格外渺小。 室友走后，她独居在这间房龄20年的两居室里，有时会觉得自己的卧室跟隔壁的空房并无二致。她的生活中没有生活，每周只产生一桶垃圾，其中夹杂着许多头发。 此时，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总会跳出来。 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她搭上回家的火车，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会回来。火车到站的那天下午，父亲带她去了精神卫生中心，他看穿了女儿的焦虑。如今的她坦承，当初自己回到山西老家、上岸进入传统媒体，其实是一种逃跑。 上岸之后，她碾转各地采访，最多的时候半个月没有办法回家睡觉，每天在不同酒店醒来，不知自己身处何处。焦虑就像不同酒店里品牌不一的洗发水，胡乱地堆积在她的头顶，油脂冒出头皮的速度越来越快，帽子就像长在了头上。有时在活动上与几个相熟的同行碰到一起，好像在开帽子大会。 “逃跑”的想法再次冒出时，她决定细细规划。实践证明，无论上岸与否，不确定性是人恒常的处境，于是，她试图在无常中建立秩序。从某一天开始，她的行李箱里总会装着一身不太适合工作场合的衣服，一天的差旅工作结束后，她会化个妆换上它，像旅行一样参观一座座城市。 “不是非要平衡工作和生活，切割工作和生活也可以。”楚尧解释。 她将“旅行”中的照片发布在个人社交账户上，有意识地打造“旅行博主”的假象，每当有人“受骗”，她便会消解一寸焦虑，生活也就在这些细小而确定的撩拨中流淌开来。 难解的焦虑，总有答案。从正午到深夜，皮肤医学科普博主丁杨与三个年轻人深深浅浅地交谈着。不同于评论区和私信简单的问答，个体与个体之间直接的碰撞，让头皮问题背后生活的焦虑浮出水面。 她一层一层拨开年轻人的焦虑，也看到深处的自己。当下，“完全不焦虑”可能是当下社会环境里的一个伪命题，科普视频发出后的质疑声和职场妈妈的每个早晨，是属于她的焦虑。 在焦虑面前，谁都无所遁行。当焦虑上头，无论头油、头屑，亦或是脱发，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与头皮问题打过交道，目光落在镜子里的自己，也看向内心深处的焦虑。 伴随着头皮问题的反反复复，一次次的焦虑之后，一些希望失望了，一些恐惧成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发生了。焦虑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和焦虑相处的更为健康的方式。海飞丝作为头皮问题专家，通过解决头皮问题，缓解大家的头皮焦虑，不让“焦虑”反映在头皮上，不让焦虑“上头”。 故事还在继续发生着，我们还在记录着。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无论有过怎样的一帆风顺，都会有陷入泥潭之时，有时是一时之间的经济压力，有时是理想和现实的对撞，有时是人情世故的芜杂。在泥潭中拔出脚，重要的不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而是与选择之后的焦虑和平相处，如果无法把焦虑甩在脑后，至少，别让焦虑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