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台湾新片30周年之际，谢庆龄导演从台北飞到清迈、巴黎、东京、香港、北京、鹿特丹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导演、影评人、艺人纷纷谈起新片来台与他们的关系如此遥远又如此亲密。《台灣新電影》儘管是一部平鋪直敘、沈悶嚴肅討論電影的紀錄片，但對熟悉台灣新電影的觀眾來說，提供了很不錯的思想整理，與自我觀影經驗的再反省，看到那些熟悉的鏡頭，會讓你回想起當初那些影像衝擊帶來的悸動與會心一笑；對尚未接觸台灣新電影的人，也是很好的入門指南。在威權壓抑下迸發出青春焦躁不安能量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們等當兵前無所事事《風櫃來的人》；荒謬戲謔卻又沉重點出省籍糾葛的 《香蕉天堂》；現代化下傳統仕紳沒落與女性獨立化的《海灘的一天》；赤裸直指國家暴力造成最沈痛悲劇的《超級大民》.....台灣新電影以貼近土地的態度，在時代氛圍下凸顯立體的個人，它們撞擊出一股橫空出世的力道，繼而分毫不差地抓住時代面貌與精神，又以保持某種客觀距離感的方式，在另一個形而上的層面超越了時代，最終精準地呈現最純粹的電影美學。三十年過去了，現代的台灣電影走出了悲情與抑鬱，但卻失去時代的張力與精神。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新電影的形式與內涵，在其他國家的新生代電影工作者身上，得到某種程度的傳承，正如同當年台灣新電影從歐陸新浪潮身上獲取養分。儘管新電影以另一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得到了新生，但令人婉惜地卻在自己發源土地上失去蹤影。侯導在最後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與手法，而是時代的內容。賈樟柯則說沒有什麼好留戀的，只是可惜失去了一種電影的生活方式。賈樟柯嘴巴說不留戀，但在他自己的電影形式中，某部分也是對新電影的留戀與致敬，那些電影內涵也正如侯導所說的一樣，緊緊扣著中國的當代氛圍。那台灣自己的新導演呢，除了教科書式的研究、模仿與崇拜之外，在未來又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去傳承、轉化繼而超越台灣新電影呢？三十年後的人，又該如何紀錄與述說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影？又或者，我們根本沒辦法再以有系統與思想脈絡的方式，重新檢討我們當代的電影，因為後人仔細深究後，才發現後現代之後的我們，擁有的只剩下一片庸俗與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