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在西班牙，8岁的莫草在上课的第一天就小便，引起了全班的哄堂大笑。友谊也从这一天开始。两人在效果外抓蝴蝶和昆虫，在阳光下谈论文学和自然，用来表达极端、非常、生动的意思。阳光再强，也挡不住政治阴霾——西班牙内战，老师的政绩，瞬间成为众人射箭的目标……采访|何安琪、麻赢心 稿件|麻赢心阿根廷人里卡多·斯坦伯格拥有录音师、制片人、电影学院老师等多重身份，他的名字常常与智利/西班牙电影导演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连在一起，两人一起合作了四部电影，包括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深海长眠》，关注“地下电影”题材的《死亡论文》，汤姆克鲁斯看后说什么也要自己拍一个美版的《睁开你的眼睛》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小岛惊魂》。谈及成为电影人以及此后的戎马半生，65岁的里卡多·斯坦伯格(Ricardo Steinberg)认为只能用偶然来解释：23岁为了音乐的梦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误打误撞进入电影圈，之后再没有离开。从80年代至今，斯坦伯格参与、见证了西班牙电影过去三十年的兴衰，职业生涯贯穿了西语世界多位电影大师的名字，卡洛斯·绍拉(Carlos Saura), 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Alejandro Amenábar)、乔塞·路斯·奎尔达 (José Luis Cuerda)，他们在探索中创作、前行，成就了西班牙电影一段闪光的日子。而今回顾入行的开端，斯坦伯格笑称“那真是关于声音的史前时期”：那时同期收音尚未成为共识，而今应用最为广泛的电影声音剪辑软件Pro Tools尚未问世，斯坦伯格和他的朋友们尚不知道他们有一天会迎来从胶片到数字的技术变革，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把凝视人生的镜头拉得高一些，去看每个人的人生全景，我们一定会看见那些环环相扣的偶然事件，缺一不可，注定了后来的每个际遇，斯坦伯格的故事里也是如此，一系列的偶然，注定了他和多位电影人与阿梅纳瓦尔的相遇，以及《深海长眠》、《睁开你的眼睛》、《小岛惊魂》等多部杰作的诞生。就在斯坦伯格来到西班牙的同年9月，智利爆发军事政变，不满一岁的阿梅纳瓦尔不得不随父母举家迁往西班牙，同年10月，维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导演的《蜂巢精灵》上映。两年后，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国王，之后卡洛斯·绍拉最后一部在佛朗哥政权期间拍摄的电影《饲养乌鸦》上映，新政府先后废除了剧本和电影的审查制度，许多曾被禁止的影片涌向荧幕，西班牙电影一度呈天下大乱之势，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粗制滥造的色情电影轮番登场，新气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来临，以阿莫多瓦为代表的“马德里新潮运动”标志着年轻人重新开始拥有自由以及对艺术的好奇。1980年，阿莫多瓦的《烈女传》上映。一年之后，卡洛斯·绍拉开始了与安东尼奥·加德斯(Antonio Gades)和制片人埃米利亚诺·彼德拉(Emiliano Piedra)的合作，在观看了音乐剧“血婚”后，绍拉决定把它变成电影，并就此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歌舞电影的流派。《血婚》之后，三人再度合作《卡门》，该片在1983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最佳外语片，并提名奥斯卡。《卡门》的成功，使绍拉决定完成他的“当代西班牙音乐三部曲”（也有说法为“弗拉门戈三部曲”），因而马不停蹄地开始《魔恋》的拍摄。就这样，1985年，初入电影圈的斯坦伯格进入了《魔恋》的剧组，尽管只是担任话筒员的工作，这段经历对于斯坦伯格却是非凡的。“在阿根廷的时候，我就在看卡洛斯·绍拉的电影，因此当我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我很感激那个过程，受益良多。卡洛斯·绍拉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关心所有的细节，他有非常明确的的个人喜好和审美，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有明确的美学想法的导演一起工作。”也是在《魔恋》的拍摄中，斯坦伯格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合伙人丹尼尔·戈尔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两人有了成立制片公司的想法。斯坦伯格电讯工程师出身，最初的志愿是投身音乐而不是电影，那时的他是一个影迷，热爱研究电影中的音乐，不曾意想到，工程师和影迷两种身份的混合，竟无意中埋下了他与光影世界产生联系的种子。“70年代的阿根廷电影和今天的西班牙电影一样糟。”斯坦伯格戏谑地回忆道：“我说它很糟主要是缺乏资源，天才的人是一直在的，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在西班牙也是一样，尽管一切条件都是不利的，我们还是看见了卡洛斯·绍拉、费尔南多·楚巴(Fernando Trueba)、维克多·艾里斯，马里奥·卡穆斯(Mario Camus)等等，不过那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就声音来说，大部分的电影都是后期配音，而不是同期录音，当我开始在电影行业工作，正好赶在了那个变革的当口。”“这种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还是？”“是一点点发生，不过有一个加速的时刻，很多导演开始想同期录音，尤其是费尔南多·楚巴和卡洛斯·绍拉，他们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后者在有限的情况下开始现场收音，那是一个大事件，意味着我们开始有演员在表演之中的声音，那是电影的核心部分之一。”斯坦伯格至今说起这种变化还是兴奋异常， 他认为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声音是演员表演的一部分，后期配音会大大削弱演员的表演，“在早期的美国，很多电影会同时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拍摄，东边在下雨，西边在哭，场面非常壮观，不过那时都是没有声音的默片。”“阿莫多瓦很肯定他并不肯定”当斯坦伯格完全适应了电影行业的工作，并开始作为录音师和阿莫多瓦这样的导演合作时，阿梅纳瓦尔刚刚结束了他在马德里南部小城赫塔菲(Getafe)度过的少年时代，正对电影产生极大兴趣。1990年, 凭借出色的成绩，阿梅纳瓦尔被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的信息科学系录取，然而由于感到课上的内容过于理论，不够实用，最终自行辍学。当时决然离开大学、打算出去大干一场的阿梅纳尔瓦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回到母校拍摄他的第一部长片。斯坦伯格对阿莫多瓦的评论是：“他是一个独特的人，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和对一切的独特反应方式。我和他处得来，基本上，他的电影的很多部分是依照他自己所选的音乐来设置。他有很好的音乐品味，也喜欢和很多出色的音乐家合作，比如坂本龙一(Sakamoto)埃尼欧·莫里科内(Ennio Morricone), 艾尔贝特·伊格莱希亚(Alberto Iglesias)，当我们在《捆着我，绑着我》一起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当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导演，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另一种工作方式，对于音乐，当时是有固定的审美倾向的，但对于声音是没有的，虽说音乐是声音的一部分，不过并没有限定任何，还是很自由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一个对话是关于电影的声音应该是怎样怎样。那次的工作经验很有趣，那部电影也是大制作，尽管之前阿莫多瓦已经做了一些很棒的电影，但这部的规模是更大的，是法国制作，最后的混音是在伦敦完成的。”“阿莫多瓦是一个乐于倾听的人吗？还是他对一切很肯定？”“他对一切很肯定，但是同时，他很肯定他并不肯定。听起来像个中国谚语，是不是？毕竟导演不是技术人员，有时他会说他不理解一些事，那么你必须解决这些事，不过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合作中，并不只是和他。”斯坦伯格笑着说：“他不懂技术，这点是不必避讳的吧。”“结束胶片时代的那天是个节日”“90年代的声音剪辑是怎样的？”“我们那时正式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了杜比4:0的声音剪辑室。1992年Pro tools在西班牙问世，我第一部使用Pro tools剪辑的电影是阿莱克斯·德拉·伊格莱希亚（Álex de la Iglesia）的《铁面战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也是西班牙第一部使用pro tools剪辑的电影。自那起，技术改变了一切，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这个行业。 ”“美国更早使用Pro tools吗？”“不，几乎是同时。但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用DAT（数码录音带）录音，《捆着我，绑着我》是西班牙第一部采用DAT做现场录音的电影。”《电影院之死》一书的作者保罗·乌萨伊(Paolo Cherchi Usai)说，数字革命将使35毫米胶片成为历史。斯坦伯格持相同观点：“当数字出现，胶片就结束了。”时至今日，数字与胶片之争仍是电影界的一大话题。被问及数字还是胶片时，斯皮尔伯格、格林格拉斯、埃德加·赖特、亚历山大·佩恩、诺兰都是激进的胶片派，诺兰甚至反问：“你是选黄油还是人造黄油？毕竟，电影制作就是Filmmaking（胶片制作）。”温和派则如李安，认为“两者就像香蕉和桔子，各有长处”。对此，斯坦伯格立场十分鲜明：“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你们生在数字时代是何其幸福。胶片是另一个世界，是声音的史前时期，自1981年开始工作，到1993年使用数字，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但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是个节日，我第一时间就知道，革命来了。”“你会不会怀念胶片时代？”“一点也不。胶片有它的优点，有人认为模拟录制的声音带着更暖的色调，我也确实觉得模拟录音非常精细。不过技术变革改变了一切，资源、成本，质量，今时今日，你能从一场演唱会的录音中听到所有细枝末节，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在数字时代之前，为了做到这些，你需要及其昂贵的设备和资源。”在斯坦伯格享受技术革命的快乐时，西班牙电影界也有大事发生，费尔南多·楚巴的《四千金的情人》在199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同年提名的还有《霸王别姬》，而在1991至1995年期间，开始正式投身电影的阿梅纳瓦尔先后拍摄了四部风格突出的短片，被斯坦伯格的好友、导演乔塞·路斯·奎尔达发掘，他的短片和剧本《死亡论文》让奎尔达十分惊喜，立刻问斯坦伯格，咱们要不要给这个孩子制作一部长片？“是奎尔达最早发现亚历杭德罗的，当时恰逢我们想成立一个制片公司，包括奎尔达，制片人艾米利亚（Emilia Otegui），摄影指导胡里奥（ Julio Madurga），丹尼尔和我，亚历杭德罗出现得正是时候，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的八月，阿梅纳瓦尔、斯坦伯格、奎尔达在康普顿斯信息科学系的走廊和教室里来回奔走，趁着暑假赶工拍摄那个发生在校园里的黑暗故事，待电影问世，阿梅纳瓦尔一鸣惊人，成为评论界和观众的宠儿，并获得1997年的戈雅奖最佳电影及最佳剧本。“之后我们又制作了三部，分别是《睁开你的眼睛》，《小岛惊魂》以及奎尔达的《蝴蝶的舌头》，那之后我们停止了合作，因为我们做了所有我们想做的。”斯坦伯格如是满足地说。“《小岛惊魂》是一部西班牙制作”“《小岛惊魂》是不是其中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由美国人制片。”“不，《小岛惊魂》是一部西班牙制作，是我们制作的。”斯坦伯格解释道：“这个项目始于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和温斯坦兄弟、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达成了一种合作，全部使用西班牙团队，并在西班牙拍摄，而他们做的是提供资金和发行。”“但剧本是用英文写的，对吗？”“没错，但最初并不是如此，最初版本的故事发生在智利。当时的情况是亚历杭德罗正在考虑小岛惊魂的故事，正巧碰见汤姆克鲁斯，他们俩曾因《睁开你的眼睛》结识，想一起再合作，于是就开始了。”汤姆克鲁斯在看了《睁开你的眼睛》后立刻有了重新拍摄一部美版的想法，于是购买了版权，并邀请阿梅纳瓦尔执导，而后者回绝了这个想法。美版《香草天空》上映后，汤姆克鲁斯曾和女主角佩内洛普一起回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宣传，两人均坚持，虽然是同一个故事，但是是不同的电影。“说到《香草天空》，你怎么样看这部电影？”“很有趣，我不会说我不喜欢它，它很吸引人，毕竟它和《睁开你的眼睛》是同一个故事。不过它更中规中矩。”斯坦伯格最后略带顽皮地说：“我不记得它是谁导的。”斯坦伯格最喜欢的导演可能是奎尔达。“朋友总是会原谅你的一切。”斯坦伯格如此开场：“作为朋友、工作伙伴，我们之间非常熟悉，了解彼此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说什么，我们总是能达成一致，这是电影工作中最难的一环。作为导演，奎尔达的世界非常私人，非常独特。作为合伙人，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成功的电影，我很感激。”两位老友最成功的合作是《蝴蝶的舌头》，斯坦伯格作为声音指导，阿梅纳瓦尔负责原创音乐，电影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取自曾获西班牙国家小说奖的同名作品。此后在2008年，奎尔达又执导了另一部同样以内战为背景的电影《盲目的向日葵》。奎尔达的作品风格突出，代表作《活树林》曾获戈雅奖最佳剧本以及最佳影片。“并没有声音设计这回事”末了谈及“声音设计”以及声音在电影中的作用，斯坦伯格率直地说：“我不懂什么是声音设计，对我来说并没有声音设计这回事，只有声音制作。你可以对整部电影的声音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但是你不可能在看到画面之前设计你的声音。现在很多人会说声音设计师，只是为了听起来比较酷。”他强调：“声音是电影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提升画面，补充画面而存在，不是画面的附带品，在很多电影里，声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很多时候，声音指导的名字甚至不会出现在字幕开头。在IMDB上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自己去上面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我做的每部电影。”“王家卫重新发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的最后我们聊起了中国电影和斯坦伯格的故乡，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件事竟有一个交集点。在成为录音师后，斯坦伯格曾回到阿根廷做了四五部电影，与尤安·乔斯·加西德（Juan José Jusid）, 爱德华多·米诺列加（Eduardo Mignogna）等阿根廷导演合作，“就像是一个圆圈，走回了出发的地点。阿根廷是我的国家，那里的工作方式和西班牙很像，所以我并不会有奇怪的感觉。”斯坦伯格说：“有一个时期，我很喜欢看张艺谋和侯孝贤的电影，但是，我发现在不懂另一种语言的情况下，我很难判断演员的表演，而演员的表演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他的声音，所以后来看得少了。此外，我不是很喜欢年代电影，大场面，史诗性的故事。因此我特别喜欢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和阿莫多瓦，两人的电影有一种类似的气质，你同意吗？比如他们会选一样的音乐。”“是的，王家卫的音乐品味很西方。”“《春光乍泄》是在阿根廷拍摄的，作为一个阿根廷人，你怎么看？”“那部实在太棒了，整个故事讲得非常好。此外，那是我的故乡，我来自那里，但是《春光乍泄》展示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像是再次发现一个城市，他看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视角，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变得光彩夺目。”作者简介麻赢心，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法律系硕士，麻赢心电影工作室创始人，现居马德里，从事导演、编剧、独立制片工作。微博：@麻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