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作家和女演员 Ellie Huang 带着她的第三部原创喜剧特辑 Ellie Huang：The Big Guy 重返 Netflix。正好赶上情人节，艾莉公开了她最疯狂的幻想、一夫一妻制的挑战，以及她对单身的真正想法。 Ellie Huang: The Big Guy 于新泽西州贝西伯爵剧院录制，将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在 Netflix 全球首映。

女性有没有拉屎的权利？理论上是有，但淑女好像是不谈论拉屎的，正如仙女是喝露水的？社会好像毫不费力地接受了男性们作为“一家之主”每天清晨悠然自得地蹲马桶（读报纸/玩手机/放空）半小时，女性却被期待时刻保持不会拉屎的优雅形象，连急着蹲坑也要踩着高跟鞋优雅走进厕所，于是女厕所里永远是一片狼藉。

电影《大病》（2017）里女孩儿在首次留宿约会对象家时不敢上大号怕形象破灭，深更半夜找借口出门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堪称经典。

正如电视里卫生巾广告要用蓝色液体代表血液，现实里购物时卫生巾会被“贴心地”装在黑色袋子里，仿佛女性那慷慨的、奉献的、圣母玛利亚的灵魂和流血、拉屎是天然不相容的。仿佛流血和拉屎在女性这儿就是不体面的。

大美人胡茵梦也会拉屎也会便秘这事儿更因为李敖成了段子广为传颂。李敖的幻灭收获古早吃瓜群众的深情理解，却没人问一句，为什么社会对男性借蹲坑故玩手机这事的理解度直逼对下班回家在车里抽根烟不肯上楼的理解度，却会因为美人蹲坑而“幻灭”得理所应当。

黄阿丽最新的Netflix脱口秀专场《风流女子》从这个问题出发，对当下社会的性别期待和性别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又来了一顿酣畅淋漓的戏谑和挑衅。

在因《小眼镜蛇》（2016）和《铁娘子》（2018）中对女性欲望的黄暴硬核表达和性别现状的犀利嘲讽而“火”进国内4年后，黄阿丽的新作终于姗姗来迟。这次，这个个子小小但能量惊人的中-越混血女性玩得还是擅长的题材，但黄暴和批判力度丝毫不减——

开场甩出牢骚：为什么一个成功男性的择偶范围从上到下从80岁到18岁包罗万象，社会认可其换一个又一个模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表示膝盖中了一箭）为理所应当，一个成功女性的择偶却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向下兼容？

为什么人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唯唯诺诺伏小做低，但当一个女性在亲密关系里显露出强势等“男性”特质时男性理所应当感到自己受了大委屈并理直气壮重拳出击？

这些牢骚和《铁娘子》中吐槽的“母亲”这个角色带来的“母职惩罚”遥相呼应，勾勒出女性的现实境况：人们总问事业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却从不问男性——“因为男性就搞不定这平衡（哄堂大笑）”；

“母亲”明明是一份24/7不歇气儿的超人工作，却被“天职”绑定而不给薪水；

婴儿甚至不如电子宠物，你得把他扔进垃圾桶才能自己追会剧喘喘气儿；

人们好像默认女性生育后成为母亲后就失去了欲望，能够在公共场合解开衣服哺乳，穿着肥胖的孕期内衣内裤仿佛一夜变身老嬷嬷。

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黄阿丽才能一边赤裸裸地谈论拉屎来打破社会期待女性“优雅得体”的无形压力，一边欢欣鼓舞地表达对基努李维斯的幻想。何况欲望和自然活动本就同源。

幸好还有她直白地喊出我（结婚生育后）依然有欲望，依然要花枝招展画飞起的眼线招蜂引蝶流连花丛，依然需要被欲望，需要被尊重、赞美和爱。

幸好还有她直白地替女性说出内心OS：男人似乎不如小玩具安全、卫生、靠谱，忠心耿耿又孜孜不倦，而婚姻似乎只是让把两个人用孩子和债务绑在一起。

黄阿丽一如既往地拿自己开涮：

我想出轨，如果我丈夫能活到85岁那我大概能活到95岁，但那会苍老又秃头的我就不能享受性爱了；

我想出轨，谁准备来约我的话请提前两周通知方便我去买点好看的内裤换掉我老掉牙的奶奶裤；

我想出轨，但为什么男脱口秀演员的粉丝妹妹们都性感可人而我的粉丝弟弟们都是幻想着要用男性气概让我闭嘴惊艳但只敢偷偷发私信而不敢出现的变态（psychopath）……？？？笑声里全是现实，细看挺荒唐，但因为大家都接受了所以没人细看。

在这一点上，黄阿丽是幸运的。她的吐槽因为包裹在“欲望”这件普适的外衣里而被理解。

在每一场的结尾她还回适当表演一下老公让她能做她自己，撒狗粮的同时顺便回归“琴瑟和谐”的主流价值观。所以当她吐槽女性取悦男性的艰难（你既要不懈努力，还要高超演技）时，场下男士们也能爆发笑声。

而杨笠的吐槽则因为直截了当没有外衣而一次次引起争议甚至骂战。偶尔抒发一下自己的欲望，又会被指责为前后不一。仿佛她必须“理中客”，必须站在一个超越性别和性别带来的一切的超然位置，才有资格谈论现实。

这个对比既体现出社会环境的不同，也体现出社会期待的诡异分配：即使在脱口秀这样人们认可为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合，当一个男人戏谑他对性别迷思（如社会期待男性如何追求女性如何散发男性魅力）的幽怨时，往往同时会收获男性的深情共鸣和女性的理解怜爱（看看西蒙·阿姆斯特尔Simon Amstell就知道了）。

而当一个女性戏谑她对性别迷思的幽怨时，则往往即刻被典型化为一个标杆，仿佛她只是一个声音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也有七情六欲和意见的个体。

在这个意义上，脱口秀必须用冒犯来开辟批判的疆界，为可能的改变创造出一个并不美丽但很必要的天国。

说回黄阿丽，她最犀利的吐槽当然是关于双重标准：金钱、权力和尊重（money, power and respect）能给男性带来出轨的理由和极高的社会容忍度，而对拥有金钱、权力和尊重的女性，这容忍度超级低。

反之拥有这三者的女性如果不巧还没步入婚姻或步入了不太好看的婚姻，则立刻多一条被指指点点甚至同情的理由：“你看，她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不过黄阿丽随即表示到现在为止我还只是想象出轨罢啦，毕竟出轨的风险太高啦——冒着众叛亲离万人指摘的风险终于出轨，却有99%的可能不能达到高潮。

这再次指向女性生理结构的悖论：女性的生理结构意味着更难获得愉悦，却更容易感染疾病或怀孕。卵巢、子宫、产道的组合好像更是为生殖而非愉悦而生。这完全不由人决定的现实只令人哭笑不得。

如果另一位以屎尿屁梗著称的脱口秀大佬乔治·卡林老爷子（George Carlin）的梗是哲学人类学的——愈在走向生命尽头时愈不免对人类那肉身的、脆弱的、不堪的存在感慨横生，那么黄阿丽的梗则是社会学的。

她总能在笑声之后突然升华，如从某个约会对象不嫌弃她例假上升到“我挺她”(I am with her)的女性主义态度，从自己是家庭的收入来源（breadwinner）而可以蹂躏丈夫升华到“我（本来就）可以”的态度，让梗不只是梗。

杨笠在一次脱口秀的结尾处说道，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无所凭依却也自由。不是某一种性别，而只是一具身体的自由。在这里，杨笠十分巧妙地从性别问题上升到普遍性的生命问题（人生而脆弱（vulnerable）），还是没挡住各种骂声。

何况现实是，这种乌托邦般的时刻太少太少了。甚至在医院这样所谓“性别中立”的地方，也有那么多女性有过在检查室被有意无意骚扰的经验。而那些不安又在“医生眼里你只是坨肉”的说教中被轻率压抑。

于是，在大多数时刻“沉默是金”的女性，只有在脱口秀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场合才能用戏谑的口吻说出和赞同那些生存在这世上的真实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