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是腾讯新闻与单向空间联合出品的一档人物访谈节目。许知远与十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坂本龙一&许知远夏目漱石：总是站在中间，在中国与日本，东方与西方，公众和个人中间遇到1990年的自己，他非常自私，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我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是他获得一点点成功之后，他变得非常傲慢我的父亲。有一点武士精神的对虚名的追求是不符合武士精神的，武士是匿名的。七十年代末，要代表某种先进文化的责任感。日本经济腾飞的一个年代。在那十年内，日本是领头羊我讨厌对日本文化负责，讨厌成为一个代表，但某种程度上，那是我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夏目漱石在伦敦的两年，异样的，压抑的。作为官派留学的肩负国家责任的留学生，和坚信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人，的矛盾。我太复杂了。我没法定义自己。我也是个很软弱的人。画出一条线，该做的或不该的。冲绳的驻军。福岛的核泄漏，政府要在那里主办奥运，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所以我拒绝为奥运做什么。《末代皇帝》的配乐（许知远给教授放在故宫附近录的音乐，和他讲有一对恋人）紫禁城的声音。我知道它是空的，所以有一点悲哀。我仍然深深记得风的声音，风有孤独和凄凉的感觉。我已经很难在纽约找到有意思的声音了。纽约，东京，北京，这样的城市，都有相似的声音。我是个很软弱的人。但很多时候，我强迫自己保持坚定。Q：艺术家有两难的局面吗？思考者的责任，和艺术性，有冲突吗？A：我在60年代是非常反叛的。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反越战，反美情绪。但我觉得只是保持反抗，有时是过于简单，不够有深度的。911后，我们出的一本书，No war,不是Anti war911发生的当晚，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纽约人都变得非常爱过，这吓到了我。我理解纽约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袭击，大家都很恐惧。但911之后大家的情绪都变得有些过激。本地报纸的标题都变成了「把阿富汗炸回冰河期」这样的话，我很不喜欢。反战是一种对抗的状态。你越反抗，越会被你要反抗的东西同化。我们应该远离这种对抗，这意味着对抗。Q：但有时在人类社会上，恶魔是不可避免的，你有时必须要做坏事，你如何应对。A：我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不想和任何人斗争，因为我不想受伤害，不想被任何人伤害，也不希望我的家人被杀害，也因此我也不想去杀害或者伤害任何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的基本理念，很简单。但像《三国志》写的那样，突然有不明部落来袭，侵害你的村庄，你该如何保卫你的村庄，你的家人，在没有利剑的情况下，我没有正确的答案。我应该拿起武器吗？还是我不使用任何暴力，而等待着被杀害。我不知道。（I don’t the answer）Q：你认为艺术家应该怎样回应社会的病态和政治上的罪行？艺术家和社会责任之间有怎样的关联。A：我们没办法做什么(We can not do anything)现代社会，整个世界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被密切包围着。在这种文化状态下，艺术家可以去追寻很多东西。或许最终目标，是寻找人类最深层的意义。Q：对你而言，人类和人类族群最深层的意义是什么。A：对人类族群，我很悲观。我感觉像是癌症，人类对于大自然像是癌症。智人，破坏生态，毁灭其他生物的种群，还从不自省从不自知。Q：你的这种悲观，会使你想立刻付诸某种行动吗？更急迫，还是更加无力。也许趋势如此，你能做的很少。A：如果我遵循老子的态度，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也许都应该微笑着接受一切。但我有家人孩子，我爱人们，我爱我的朋友，尤其是年轻人。Q：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不乐观的未来，它们会如何塑造你的音乐创作和艺术追求呢？A：我不认为我的音乐和面临的问题之间有很直接的关联。但我创作音乐同时会思考这些问题。有些事情和我内心有强烈联系，但音乐是抽象的，我不认为音乐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我的信息就像是一个小岛，甚至还不如一个岛，像一片树叶。对我来说，音乐宽广得多，像海洋。纪录片《终曲》导演（答陆庆屹问）：他当然能写出让人情绪激荡的乐曲，当他为电影配乐，会倾向更有感情，因为他觉得他要为导演服务。但当他为自己创作时，他似乎会有意去抵抗自己创作旋律的能力。我猜或许是他会谈到纳粹德国是怎样恶意利用瓦格纳的旋律。他知道音乐的力量，并害怕这种威力被利用。所以有时他选择更随机地作曲，他不想通过音乐给听众强加任何情绪。他选择为自己的伟大天赋套上镣铐。「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