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概念与日常类动漫的治愈机制恐怖来自于惊吓；励志来源于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热血则表现于典型的人物塑造。唯独治愈，它针对的是具体的社会心态：在普遍缺乏目标的时代提供目标并且说明其易得；在逐渐个体化的时代提供小群体式的温暖及其可能等等。其较为普遍的治愈效果因此大多源于对社会精神状况的把握。那么，治愈类动漫的变迁便反映了日本及相关群体的精神需要之转变，我们由此可以一窥具体的社会运行状况/社会关系。而如今，日常类动漫和治愈类动漫所遵循的划分范畴虽然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按照具体内容，而后者按照观看效果——但随着时代发展，二者却愈发紧密地贴合在了一起。《小林家的龙女仆》（2017）、《异世界食堂》（2017）、《RPG不动产》（2022）等以单元剧为主，情节缓慢，主要突出人物生活状况的作品更加容易抚慰人的心灵。这样的变化作为路标，允许我们深入日常类动漫去寻找社会关系的变化。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天使降临到在我身边》（2019）和《社畜想被幽灵幼女治愈》（2022）两部片子的一些具体情节。他们体现出日本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走向。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关注日常类治愈动漫的基本机制，由此把握这两部片之前的日本基本社会关系。《轻音少女》（2009）较早且清晰地在作品中加入了治愈元素：以高中生为主要描写群体，他们尚未经受社会的折磨，还保留着纯洁的美好，很容易让人们共情；这些高中生会进行一些小众爱好，这种秘密的分享使得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紧密，形成类似小群体的局面，进一步将社会性的恶劣规则和压迫隔绝于其外，并且使得该团体可以长久延续；最后，作品几乎没有主线内容，更着重于描写主角们的日常生活片段，稍显波折的情节也会在一集内结束，恢复之前的状态。其基本治愈机制是试图构造一种异于现行社会关系的人际关系[①]，使读者可以暂时遗忘现实的劳累，置身其中，生活在相对静止的、和谐的别处——芳文社（出版社）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此模式的不断重复（音乐、游戏、天文、露营……）。与这种职场系的模式刚好相反的是以P.A.WORKS（动画工作室）的《花开伊吕波》（2011）、《白箱》（2014）、《樱花任务》（2017）还有最近的《白沙水族馆》（2021）为代表的的职场系动画。它们大多展示正值青春年华的主角们在职场之中不断克服困难、感受友谊、步步迈向理想的故事集合。这些作品不以戏剧冲突为主要卖点，相反倒是把现实职场中的各种危机相对简化，更突出解决过程中的同心协力，以及解决之后的轻松畅快。它的治愈机制相比于前者更加微妙：它实际上在职场生活内部构造了一个“别处”，在那里工作虽然很难但是温馨的，而且工作的完成是非常快乐的，这种全方位的快乐增幅使人们更愿意面对自己的社会生活，不会因为过度美化而导致不信任。[②]这两种机制针对的其实是不同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精神疲劳。其一是重复性工作导致的劳累。人们对于工作的目标没有任何的不满，但具体工作中的各种事物处理日渐趋同（简单化和平摊是生产力发展较为容易的手段）将劳动者明目张胆地物化，从人变成物的压制性痛苦需要劳动者的自我再生产，萌系动画中，小集体和个人爱好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彰显，移情于其中有利于恢复人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但并不提供继续工作的动力；其二是工作完成遥遥无期所产生的无力和疲惫。重复工作的力度并非不合适，但（1）对工作的目标没有基本的愿望或（2）对工作目标有愿望但工作周期过长使得人们没有继续做的动力，此时的所有工作都成为强迫性的工作，因此产生劳累。职场系动画通过对工作的积极刻画试图重新燃起人们对工作目标，或者至少是工作完成的愿望，并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重塑人际关系恢复人的主体性。职场类动画虽然有如此优异的功能，却没有成为日常番中治愈系动漫的主流，就近几年的局势而言甚至逐渐销声匿迹，除《白沙水族馆》和《秘密内幕~女警的逆袭~》[③]外没有多少类似的作品。这自然有日本动漫接受传统的缘故，但这也说明他们对工作目标的重塑没有多少要求。但这绝非说明日本动漫爱好者们都乐于工作，正相反，他们对现实社会明显的消极态度说明他们早就找到了工作目标，那就是早点结束工作，回去享受个人生活。高压、乏味、再分配得来[④]的工作本身无法成为人生活的意义，而是获取消费和生活需要的手段。且不讨论宅男，世界系动漫经常展示出两个高中生独自拯救世界的情节以及异世界动漫对现实整个秩序的摒弃都说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动漫爱好者那里几乎没有吸引力。然而社会关系对于个体时间和经历的大规模覆盖使得动画爱好者无法在有效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向往的主体性因素，因此求助于萌系动漫。萌系动漫因此从恢复精神变成了制造精神生活的手段。人们因此更容易沉迷其中，不复有动力去面对社会。2、《天使降临到我身边》中的情动式治愈机制根据前文的分析，萌系动画的统治趋势说明了如今的典型主体对现实社会中的目标丧失了兴趣，又没有办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主体性建设，因此不得不移情于主体性极强的萌系动画，从中获得，而不仅仅是恢复精神生活。这实际上也较为符合今日日渐原子化和网络化的局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疏离，在网络上的积极发言也并没有指导行动的意义。“没有人真的在乎信息是否可靠，因为没有人真正依靠它来决定自己的行动。”[⑤]这一局面在《天使降临到我身边》中发生了偏移。故事讲述御宅族大学生星野宫子有一天与小学生妹妹日向的同学白咲花相遇，“无法抑制住心跳”，于是努力走出“自闭”试图与小花成为朋友的故事。作品第一话开始的连续切了几个镜头，分别是妹妹往楼梯上面跑、姐姐睡在被褥里、一个缝纫机和几件cosplay服装的特写，非常快速地点明了女主的身份，接着是妹妹“压床”叫起床的经典情节。然而，姐姐并没有被叫起来，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不需要早起去上学。进入大学本应该是步入成人的社会关系、妥善处理其与人际关系之关系的开始，在这里却反而成了彻底与任何有效关系隔离的契机。而后的早餐氛围则说明她对这种状态的满意和自得其乐。宫子因此成为一种经典的主体模式：沉迷于自己个人爱好而放弃社交的年轻人。按照前文的分析，这也正是萌系动漫的主要受众。这种角色成为主角，使得萌系动漫的沉浸性有了质的提升，同时也使这类作品成为御宅族生活的寓言。因此，作品如何让丰富的故事——它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被呈现——展开就成为了问题。按照一般套路，妹妹“压床”说明妹妹是一个姐控，她会作为一个强硬的纽带逼迫主角进入人际关系中，直到找到其生活的目标，开始全部剧情，这样的向下失真使得作品丧失了严格考察典型主体如何获得实存意义上的幸福之可能。这个片子中的主角却根本没有任何主动性，保持着“待在家里”的状态。妹妹并没有促使姐姐获得能动性，相反她直接把小花带到了姐姐的场域里，让姐姐感觉到“天使降临到了我身边”。这一设计还有降临一词以及之后姐姐心动的感觉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小花为什么可以促使姐姐走出孤独，宁愿尴尬也要和小花交朋友。按照法国哲学家拉康的分析，宫子通过对对象小a小花的驱力而脱离了象征界。简单来说，这一象征界即前文所述的主体模式：社会性的语言笼罩于自我时向它提供了象征秩序，使得主体不自觉地被结构于其中，并在想象界中认为自己一定要遵照这种秩序生活才是自己。宫子已经通过象征界的塑造和反身性的自我想象将自己定义成了自闭式的御宅族，无论它是否是病理性的，小花在这种主体模式中没法被有效融入成为欲望对象。因此她只能突然降临于其中，将象征界撕出一个创口，这使得宫子无法自持，以至于在自己房间回想初次见面的场景反而让她变得更激动了；同时，在经历了一番折腾之后，她自问道：“回想起来，为什么我会想和小花好好相处呢？我为什么会这么放不下小花？为什么只对小花……为什么？为什么心里痒痒的？”这串有些病态的疑问自然不会有答案，因为当它得到了其资源来自社会-象征秩序的解答，对象小a就被包含进了象征秩序中，与主体隔绝，从而从驱力转化为欲望对象。到这里为止，我们只看到典型主体随着与小花相遇开始对其主动追求，似乎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然而，对对象小a而不是欲望对象的追求照拉康所说正会导致死亡。拉康通过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宣称，“存在者存在，而安提戈涅那坚不可摧、无法逾越的位置就固定在这里、固定在这个表面上。其余的一切，她都回绝了。‘生命将尽’在此得到了最好的阐明……”[⑥]这个死亡并非肉体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因为自身离开了象征秩序或者至少展示出离开的意愿而被秩序中的人视若死亡。通俗地说，这非常类似于我们今日的网络用语“社会性死亡”在旁观者口中的使用方式。而宫子正会像安提戈涅一样，为了“得到”小花不计代价。在她第一次从房间里出来试图与小花交流时，首先就办成了最烦的样子，其次，在和小花握手之后便试图要量她的身体，以至于小花试图报警（警察是象征秩序的最佳隐喻）。这些表述难免会有些与犯罪的相似性，观众们也敏锐地发现了，戏称为“牢饭降临在我身边”。对对象小a的追求如果突破了社会的限制，那么就逻辑来说，最容易造成的就是触犯法律。但从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角度来说，与对象小a的追求被称作相遇或者情动，是较为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根据其庞大的形而上学理论，情动所向是所谓第一综合在第三综合失败之后被解放出来的东西，被其命名为潜在，或者无器官的身体。第一综合是对破碎物质的首次凝聚，第二综合是对这些凝聚所去除的差异的汇总（菲勒斯），第三综合试图将二者视为同一，这同时会产生自我意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它终究会失败（菲勒斯的阉割）。[⑦]这一流程使得被解放出来的是不与剩余的综合——强度——相抵触的东西，后者构成了静态的、象征秩序的组成材料之一。因此情动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它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片无法而不是非法的空间，它隐没其中，生成-不可感知。现实作品无法真正掌握这一机制，因此表现出来的总是“问题情节”。不过，一直有一种情动虚无主义的批评，认为情动是无法主动增加的，而且只需要彻底地被动等待就可以了。但具体的社会关系制造具体的典型主体，有很多几乎没有什么机会遇见情动，对情动的宣传也不必是制造情动，而更应该从驱动主体去经验世界的角度来考虑。萌系动画就通过弱化冲突展现和谐的机制使得作品可以继续发展并给予了典型主体乐于去浏览世界、寻求“降临”的奇遇之可能的动力，妹妹日向也通过同样的方式“拯救”了姐姐。当然，这绝不是说《天使降临到我身边》在促使御宅族回到工作之中，而是让他从“御”中走出来，并继续其“宅”的热爱。这样的主体如果可以被再生产，那么象征秩序-社会的运转就不得不因为缺乏生产资料而停滞，或者至少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妥协。3、《社畜想要被幽灵幼女治愈》中的控制式治愈机制然而，这样的理论热望被2022年4月播放的新片《社畜想要被幽灵幼女治愈》质疑了。该作讲述一个互联网程序员社畜伏原每天在公司熬夜到凌晨，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幼女幽灵试图将她吓走，于是建立了一段温馨的关系。虽然只播放了两集，但其中展现的治愈机制已经非常明显了。主角因为过度的工作没有什么朋友，最多只能靠帮后辈多做一些工作来获得上下级关系意义上的喜爱。此时突然降临的幽灵认为她太辛苦了，希望她离开。这样的温暖还有幼女的可爱赋予了社畜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在这里，幽灵妹妹是伏原喜欢的，她也是突然降临的，让伏原直呼：“好可爱”。但她没有带领伏原离开高压工作的深渊，相反却使她更有干劲去工作了。自然的，这绝不会减低伏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首先源于主体之不同，相比于宫子，伏原是有工作的人，作品将其描述为必须要把任务达成的人，说明其基本生活需要和娱乐资料大多来自于公司。此时离开了工作不仅会导致社会性的死亡，而且可能真的危及生命。不过无论是按照拉康还是德勒兹的说法，这种情况都是其题中可有之义，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另一方。幽灵妹妹与小花不同，在她们相遇之初，伏原问她为什么想让她离开，她说：“因为你太拼命了，要是死了，我会伤心的。”她的降临在一开始就带着为了主体的倾向，因此主体根本就还没有努力拼命就已经获得了她。而且正因为幽灵妹妹之所向，当伏原提出“可不干完活走不了啊！”时，她便主动自我改造，把目标从赶伏原回去睡觉休息变成“我来帮忙，你快离开。”这近乎主奴辩证法的装置将其纳入了伏原的工作制中，以降低其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来试图缓解其疲劳。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种劳动时间的降低只会因为市场竞争导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生产力提升，而不会导致个人所处的生产关系产生巨额的变化，除非后者已经完全无法容纳前者，产生矛盾。伏原就算从此因为幽灵妹妹的捏肩和心灵治愈而工作的更快了，她也会被分配更多的工作量。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的上司说：“伏原啊，最近越来越上手了，这些工作也交给你来做吧。”但幽灵妹妹还远不是生产力进步的象征，毕竟如果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生产力进步，至少就个人来说伏原会越来越受器重。相反，幽灵只会在夜晚出现，也就是伏原因为特殊情况而加班很久的情况。所以这种治愈更多只致力于过度劳累情况，只适用于例外。这说明幽灵妹妹几乎只是作为伏原不爆发辞职的补救性措施，不具有多少积极作用。观看第二集的如下情节，会有一种非常别扭的感觉：本来伏原因为工作太累而睡着了，却被幽灵妹妹用音响吵醒喊她回去睡觉。按理来说睡过去了虽然第二天会被骂，但至少保住了一点健康。那么，幽灵妹妹的良苦用心反而使得伏原透支自己的生命继续工作。这实际上就是各种公司补贴所产生的的治理性意义：通过给劳动者更多的钱和权力来促使你自愿继续高强度的工作以达成公司运转的基本任务，尽管代价是劳动者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花这些钱和用这些钱。就劳动者个体来说，得到一些总比没有得到好。但从长远来考虑，这其实就是纵容公司将个人的所有领域都换算成资本，把人彻底变成资源用来交换。幽灵妹妹实际上展现出了补贴的意识形态意义。但这一切如何可能呢？为什么如今的社会关系有可能准确地找到劳动者之所欲，而且源源不断地提供之呢？幽灵妹妹还有更加重要的象征意义：首先是其无微不至的体贴。前文已经展示过的情节说明，当伏原想要幽灵妹妹做什么，幽灵妹妹就会努力去做。那对伏原来说，幽灵妹妹就是社会给予她的意见反馈装置，而且会极快得到回应。因此，当这些在例外情况下出现的意见被快速地解决了，伏原也就丧失了动力去质疑公司的高压制度。这种技术已经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而越发普及，而且遍布于微观到宏观的社会生活中；其次是意见总结后的快速执行。当幽灵妹妹得知必须要做完工作伏原才能回家，在其后辈也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时，她便直接对其进行了揉肩、端茶和送上祝福等工作。向大数据提供的意见很快就被整合起来进一步用来控制其他劳动者，一方面使得他们在被压榨时受到的精神和物质压力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也通过降低他们对不适的感知来降低他们对公司不合理规则的指责。无论是意见反馈装置本身还是其效果都让劳动者认为事情在向好，因此甚而阻断了人们去深入认识各种事物的动力：工作已经很忙，提交申请就会有所改善，谁又会真的去思考公司的运行机制以及进一步的反抗方法呢？因此，在与德勒兹不同的意义上，人们不仅只能如此，而且也愿意如此生活在这个“……控制社会，人们永难了解任何事物，企业、培训、服务是同一调制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如同一个万能变形器的可转换和并存的状态。”[⑧]最后，幽灵妹妹则暗示了其提供的是情绪，而且这种资源有近乎无限的丰富性。虽然德国思想家韩炳哲的书总是千篇一律而且缺乏深度，但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是一种情绪资本主义，“今天，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绪。对商品的消费不无尽头，然而对情绪的消费则是无边无际的。”[⑨]幽灵本身似乎就有一种非实体性的感觉，而伏原受到治愈的方式大多是因为觉得幽灵妹妹很可爱造成的。这种情绪的疏泄几乎不由理智掌控，跨过主体的自我而直通本我。这也是为什么每次作品要表达这种情绪时总会让一个不在任何画面里的诡异的男声说：“真可爱”。这种精神性质的资源是很容易再生产的，而它却实际上是熬夜等例外情况中最需要的补贴，并逐渐成为控制社会中最主要的补贴方式。它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有效地缓解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此时，伏原对幽灵妹妹的需要几乎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而且在遇到新的喜好对象之后，就算她抛弃了幽灵妹妹，大数据的调控也依然会有效满足她。这样的治愈作为一种控制性的治愈，本质上是为了让人们长久地忍受高压的公司制度而进行的控制手段。这样，人们就会为了此时的补贴与享受放弃去争取更大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不发生，人们就总会经历一种不适的感觉，并且在满足-替换-满足’之中倍感空虚，却又找不到、也没有精力去找突破的位置。《天使降临到我身边》的情动方案在这里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虽然无法控制情动的来临，也无法有效地阻止主体去经验世界，那就让整个经验世界里的物件都变成可以欲望的，并由此变成可以换算和替代的，最终滑坡到可消费的同质化的东西。几乎可以说，对象小a在大数据的狂潮中与主体的间隔越来越大，此间距离被“无尽的”可消耗和再生产的欲望对象填充。更有甚者，促进主体去情动的变革者（革命者是一个有些过分的称呼）也会变成主体释放情绪的资源。首先，这些变革者正是向着劳动者而来的，他们希望劳动者好，在劳动者提出要求时经历满足，因此也就像幽灵妹妹一样“顺利”被拉入了资本的逻辑。其次，在劳动者不愿意彻底舍弃自己的资源和地位的情况下，变革者几乎也只能起到补贴的作用。这很容易导致进一步的控制。最后，这些改革者的公众姿态正如幽灵妹妹努力为伏原端水的样子，本身就有一种情绪疏泄和移情的作用，使得他们有了继续生活，然而也就是继续工作的动力。试举一例，在《监狱的“替代方案”》中，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分享了世界上几种不同的监狱改革方案，试图进一步将监狱人道化。首先，当这个方案是为了被迫害者而被迫害者的愿望大概率和这些改革者并不完全契合时，改革者就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让人们支持他们，这自然包括守法、宣讲乃至于经济上的承诺，这就使得改革者已经深陷于现行体制之中。其次，由于许多普通人根本不认为监狱制度对自身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与其让罪犯们可以横行于社会中，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只是很小的代价，所以监狱改革必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只能作为某种补贴，让罪犯和家属能够过得好一点，让普通人消除近处的担心，无法修正更多人被监控的事实；最后，当监狱改革者到处宣传的时候，人们便放心于他们的事业，至多捐一些钱给他们，然后便安心于现在既有的生活。改革者如果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卓有成效地完成任务，那他就不仅在这段时间里维持了现行制度，而且还让后继者更难获得劳动者的支持。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控制式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把变革者也纳入了对象。《社畜想要被幽灵幼女治愈》给出的便是如此现实的情况。在具体的观看体验中，观众的感觉并不非常好，有评论称这部番只会让他这个没有人治愈的社畜感觉更难受。因此，这部动漫本身并没有达成上文所述的控制机制，相反，它以其对治愈机制的错误使用暴露出了其正确状态下的“深层结构”。4、结论与余论治愈效果与社会具体精神状况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而日本治愈类动漫日渐日常化，它作为一个症候允许我们通过考察日常类治愈系动漫来分析其社会关系的演变。通过考察其基本谱系，我们发现了两种治愈方式：萌系动漫针对高强度工作，它通过营造由个人爱好组成的强主体性小群体，开创了别处的生活，由此试图恢复人们因为这种重复且漫长的工作方式而丧失的主体性，但不为工作提供目标；职场类动漫针对工作目标的丧失，它通过简化处理工作时的困难和辛苦，又强化达成工作目标后的喜悦，不仅给予人们工作的目标，还同时提供了动力。后者的日渐式微反映出当今社会典型主体社会目标的普遍缺失，又因为社会关系的大规模覆盖，无法有效组成主体性强的人际关系，只能通过萌系动漫创造生活。《天使降临到我身边》展示了一种情动式的可能方向。通过分析宫子和小花的关系，我们认识到典型主体只能通过降临式的对象小a-情动来重新获得能动性。按照拉康的解释，这样的相遇非常困难，而且会导致社会意义上的死亡；按照德勒兹的解释，这样的相遇较为常见，并且并不会直接与社会秩序造成冲突，只会变为生成-不可感知，公司因此丧失了人力资源，因此间接地，它们必须调整起公司制度，而这有利于典型主体的解缚。改革者此时要做的正如这部动画以及宫子的妹妹日向那样，就是努力宣传和行动来让典型主体去更多地经验这个世界，从而促使情动的发生。然而，《社畜想要被幽灵幼女治愈》展示了另一种控制式的景象。通过考察伏原和幽灵妹妹的关系，我们发现本应该是对象小a的幽灵妹妹因为从来都是为了伏原好而行事，实际上行使的是欲望对象的职能。从反过来的角度看，幽灵妹妹实际上构成了生产关系中的补贴，就算能提高生产力也无法真正改变这种关系；而且，因为现代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和各种控制手段使得这种补贴产生了极强的意识形态效果。这种由幽灵妹妹展示出的手段快速地收集人们的意见并将其施加在大量的人身上，并且因为数据化和劳动者需求逐渐转化为情绪的事实而近乎取之不尽。人们因为欲望对象的无尽更换而不能也不愿去处理更大的制度问题，因此长期处于不适状态之中；主体与对象小a被欲望对象的洪流隔开，难以真正造成情动。此时的改革者甚至也被纳入到了欲望对象之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问题，就非常容易导致不信任，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的持续解决进程也会压制人们改变的期待。这样的局面和今日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关系非常类似，无数的思想家已经对此进行过评述。动漫作为大众艺术作品，提供的除了学理之材料，也有实践之范例。如果说《社畜想要被幽灵幼女治愈》至少反驳了《天使降临到我身边》的变革提案，而且该动漫本身就不利于典型主体的解缚和变革，那么前者——还必须考虑它确实让常人观众感觉难受并进行反思了——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有效的宣传手段。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变革的大部分活动不再应该展现在明面上，因此要谨慎使用宣传等公共手段；努力避免与典型主体以改革者的身份过度接触，从而导致其被纳入资本秩序成为欲望对象等等。把这些作为症候的作品当作变革手段，而不仅仅是一个症候，它便彰显出大众文化研究在批判之外的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分析。参考文献：[1]（德）卡尔,马克思著.雇佣劳动与资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2]（德）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政治经济学批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3]（德）韩炳哲著译.精神政治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84[4]（法）吉尔·德勒兹著.差异与重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法）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法）雅克.拉康著.雅克·拉康研讨班 研讨班 7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7]（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喻向午，陈硕译.论因特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①] 在本文中，人际关系是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的，后者主要指主体与整个社会的一般性关系，而前者指主体与更为个体化的小群体的特殊关系，一些特殊的社会关系会强烈地影响人际关系。[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类型的主角大多数是女性，男性仅作为边缘角色甚至不出现。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完全可以单独成文，这里就不展开了。[③] 这部番到底是不是治愈番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就笔者看来它似乎仅仅是职场系动漫。[④] 很显然在今日的社会情况下社会再分配会使得人们得到的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没有多大的相关性。[⑤] （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论因特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10[⑥] （法）雅克.拉康著.雅克·拉康研讨班 研讨班7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09[⑦] 参见（法）吉尔·德勒兹著.差异与重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63-184；358-360[⑧] （法）德勒兹著.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97[⑨] （德）韩炳哲著.精神政治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