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一个失明的母亲，四个孩子，一个有癫痫的儿子，一个发育不良的弱智哥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家庭总会是家庭悲剧的来源。当失明的母亲要癫痫儿子给自己读报纸时，儿子不耐烦和厌倦的神态与肢体语言为之后的谋杀埋下伏笔。男主与妹妹的关系算得上是最亲密的，即使在饭桌上会拳脚相向，但矛盾过后依然会花最多的时间与对方相处交流。男主将母亲推下悬崖时没有丝毫犹豫，而当他在母亲棺材旁向妹妹坦白自己弑母的行为后癫痫发作，妹妹并没有震惊或责骂他，也不打算揭发他，而是赶紧抱住安抚发病的他，他们达成了默契，有着同样的情绪和不满，这场弑母甚至让兄妹关系更加的自在与亲密，乃至暧昧。男主弑母的理由是失明的母亲成为了家庭的负担，他用行动消除了负担，冒着被监禁的风险，他似乎成为了“勇敢”的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桥段让我想到了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那个片子里，男孩毒死了病重的父亲，同样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但他并没有愤怒和厌倦，他不曾表露出本片里男主面对失明母亲时的情绪和状态。弑母的男主始终都在自我意淫中做出离谱的决定，没有任何同他人商量的意向，近乎于一种反社会人格。所以本片里的角色多了一层病态的气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影片的后半段朝着所有人都疯癫的的方向发展，男主在浴室用药杀死了弱智哥哥，妹妹发现后在悲伤中昏迷，醒来后看着癫痫发作的男主在地上抽搐至死，而妹妹只是看着，无动于衷，不再像之前那样安抚，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在压抑与病态中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