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示性的故事献给民主危机时代,本片融合了个人视角和政治题材,探索了巴西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之一。片中既有对前任和现任领导者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访问,包括迪尔玛·罗塞夫和卢拉·达席尔瓦总统;也有导演自家复杂的政治和商业过往,电影制作人佩特拉·科斯塔(《伊莲娜》)带观众见证了他们的起起落落,以及所留下的这个极度两极分化的国家。 《民主的边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纪录片,虽然没有脱离导演左倾的思想偏见,但其中巴西民主的重生、发展与危机依然非常值得当今反省,也很具有进一步学术研究的价值。这篇影评,旨在提供一些巴西现代政治背景与相关研究理论,将政治变迁与依附论发展结合,丰富这部纪录片的思考层次。 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于1889年,史称巴西合众国(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共和巴西虽在政治上脱离宗主国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在经济结构上依然没有摆脱殖民影响,咖啡豆种植成为巴西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基石,作为源源不断的货品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提供廉价原料。然而,1930s经济大萧条海啸般地摧毁了这份薄弱的殖民化联系,资本市场收缩,咖啡豆价格下跌,国家经济支柱倒塌,第一共和国的荣光危在旦夕。紧接着,巴西迎来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将时任合众国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推翻,拥趸热图利奥·瓦加斯成为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 瓦加斯对陷入泥淖的巴西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并效仿罗斯福进行一系列积极的国家干预,主要集中在符合农业国实际的减税降税上,这使得以农业出口导向为基础的经济回暖。1937年,按照新宪法规定本应辞职的瓦加斯通过紧急夺权而创立了一个新政体,即新国家。新国家的统治颇有点和法西斯异曲同工,内政上言论审查、取消政党选举、建立警卫队,外交上与轴心国眉来眼去、暗度陈仓。二战后,美国重返拉丁美洲后花园,与此同时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声势浩大,瓦加斯的威权政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最终不得不于1945年辞职,还政于民。 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由于欧美市场收缩,巴西开始将主要市场转移国内,由此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凭借美国的贷款和工业支持,外加无战争影响的良好环境,巴西经济进入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之后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著名的“依附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以西方发达工业国的“中心”和欠发达国家“外围”组成,认为欠发达国家源源不断给工业强国提供廉价原材料输血,并买入高价工业制成品是不平等的剥削,而技术、市场、资本的变化又让“外围”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由此欠发达国家应走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即在国内建立完整的生产-消费产业链,以国内市场取代国外市场,用高耸的贸易壁垒阻挡外国工业品进入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完成工业化。此时的巴西,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拉美国家发展的楷模。劳尔·普雷维什 进口替代模式的运用使得巴西的民族工业较早获得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却出现结构性失衡。1964年3月,巴西爆发军事政变,建立以“安全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军人政权。作为保守的右翼政府,军人政体在政治上打击左派革命政党,限制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强力政府的资源投入、抑制社会参与让经济技术专家得以在一个稳定高位的政治环境中着力于产业发展。很快,巴西经济再次腾飞。不过,基于精英资源的产业加剧了国内贫富分化矛盾,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巴西赖以生产的能源极度匮乏,无法维持国内生产状况。为维持经济增长,军人政府大额借债,刺激经济。配合进口替代模式的国内工业部门依赖政府举债外汇,却无力创汇,终于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债台高筑,制造业损失惨重。 同时期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引起拉美学界广泛关注。比起普雷维什,多斯桑托斯强调拉美在产业、政治和“智力”上全面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中心,中心凭借先进技术和金融对拉美的工业、社会实现控制。但他的“新依附论”不再只有“中心”和“外围”,还有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左翼革命浪潮影响,多斯桑托斯认为继续存在于世界市场的欠发达国家终难逃被剥削的宿命,因为国内部分人会成为发达资本市场的“买办”,代替资本国在国内进行剥削。通过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倒买办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摆脱被剥削的唯一出路。 1985年军人政权下台,意识形态的右倾光谱却没有转向,最明显表现便是卢拉三次参选总统而未得。2003年卢拉上台的前任巴西总统是费尔南多·卡多佐。卡多佐是依附论发展理论的代表,不似多斯桑托斯,卡多佐信奉改良主义,主张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来发展巴西经济,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依附条件下能够获得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在卡多佐上台前,他反对卢拉的左派政治主张,与右翼民主党结盟形成中间偏右联盟,该联盟也成为日后国会第一大党。当选总统后,卡多佐改组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使其更加右转。这也是卢拉上台后必须与偏右政党结盟组成多数政府的原因。第34任巴西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 著名学者胡安·林茨提出“总统制五宗罪”,认为总统选举即多数决制下的“赢者通吃”,非绝对多数的其他人失去代表,社会由此产生利益群体的分裂。但从本片巴西重回宪政的历史叙述中可见,即使左派选出总统上台执政,社会整体政治氛围依然右倾,而这源于国会的政党联盟——在总统党并非强大到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必须选择与其他政党联盟来避免minority government的出现。柴巴布在“论总统制下民主体制的死亡”之序言中,就对林茨主张的“赢者通吃”总统制只能代表绝对多数人利益而造成社会分裂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在总统制下,政府走向政党联合(coalition)还是少数掌权(minority government)取决于总统党和另外政党在政策空间中的距离。如果政党间政治偏好差异较大,那么总统就会以妥协换取政策合作,从而形成联合政府。也因此,柴巴布认为60年代军人政权带来巴西民主制死亡并不咎在总统制(胡安·林茨的“五宗罪论”认为总统制下民主制度相比于议会制更容易死亡是因为总统制本身的缺陷),而源于历史巧合(如冷战的环境要求军事力量相对强大,从而给了军人夺权的良好时机);但是,如今巴西正在发生的一切——左派的失败、右翼重新壮大和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危机——预示着将来民主制失效甚至崩溃的可能性。柴巴布在提出他的解释时将一切归因于历史巧合,避免了理论的构建;但如今我们要问,难道现在,又是另一种历史的巧合吗?现在,是历史的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