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里我们print(但没有纸)。”(《第二号 Numero Deux》)因此戈达尔的电影叙述了时间,跟随了时间,这需要突变性情节做媒介,情节就是突变,一种强度被底片截获。戈达尔是个文学家、作家。而《镜中邪魔》的开头(不是在比较好坏,而是区分影像功能)——不同于那种太阳落下又升起、天地玄黄、沧桑巨变、龟裂的大地取代了稻田、同童年场景的再现那种几乎称不上感知的镜头特效——却不是在写(一只手在写,一部机器在写),而是在读(大脑在读那突然由一只手——什么手?——print在大脑中的东西,这种print无疑就像卡夫卡《在流刑地》中的那架机器,它会把大脑戳穿——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电影。一根钉子刺穿了军官的额头,正如《镜中邪魔》的结局,哥哥的女朋友被精通机械构造和木偶制作的男主角用电钻在颈椎和头盖骨之间穿了一个洞,继而哥哥本人开枪掀掉了自己的脑壳。而促使男主角作出这些的也是那架他看不到、觉察不到、设想不到的机器已经对他所做的。)被读的东西——没有留给你写它的余地,你根本没有进行写这种操作——这才是纯粹影像。
写,经验已经在起作用。读,被袭击了,但你尚未置身那个被袭击的经历,一本关于你的书躺在这里,你什么时候被写进入的?你是第一次尝试翻开它…… 在《第二号 Numero Deux》中戈达尔也在读影像(屏中屏)——一开始他自己还在一块电子屏幕上露脸了——可这是一种交付读物或印刷品的行为(片中确有女街坊散发关爱女性的传单的情节。)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没脱离这种行为。存在着完全不同于此的操作,它更加是,仅仅始终存在于时间-工厂的机器中,它在一间暗室里的胶带上独自转着,没有观众。